《中国近代银行法研究》聚焦银行法史

《中国近代银行法研究》聚焦银行法史麻花电影网 袁航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袁航 在近代银行的法律史研究领域，从法学的专业角度考察近代银行组织制度的论著并不多见，而进行较长时间跨度的系统考察更是少见。由华东政法大学外国

袁航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袁航

在近代银行的法律史研究领域，从法学的专业角度考察近代银行组织制度的论著并不多见，而进行较长时间跨度的系统考察更是少见。由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推出的《中国近代银行法研究（1897-1949）——以组织法律制度为视角》一书可以说在这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本书从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角度，对1897年至1949年间近代中国银行法史，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梳理与考察。

从纵向看，本书涉及晚清、民国时期所颁布的主要银行法律、法规，对立法背景、法制演进、法律渊源、国家法与民间冲突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从横向说，其内容主要围绕资本组织法制、内部组织法制、分支行法制三个方面展开，并对相关的银行制度、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等问题作了探讨，力图勾勒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近代银行法发展变化的风貌，客观总结其立法得失与法律实施经验教训。

1947年颁布的《银行法》

中国近代银行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银行通行则例》，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运用法律手段调整规范市场规则的不足。在法律创建过程中，历代金融学家和法学家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包括银行组织法律的立法原则，法规涵盖面，法条竞合如何处理，法律制度怎样为金融制度提供保障等。本书专辟章节系统梳理了从清末到民国各个阶段的银行法成果，包括一般银行法，也包括储蓄银行法、县银行法、战时金融机构办法等。一般银行法以1931年和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制订的《银行法》最具意义，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1931年《银行法》中首次明确了银行的组织形式为公司制，并对银行的营业范围、设立、资本额、监管方式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将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督相结合。1947年的《银行法》则首次将境内的外商银行纳入监管体系，对其设立、业务范围、汇兑详加规定，体现了一个主权国家对外国银行应有的管辖权。

民国时期编著的《战时财政金融法规汇编》

对于近代银行的立法特色，作者使用了“准继生型”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以移植为法制创建的主要手段，以政府推进为发展的主要动力。法制建设初期，主要仿效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北洋政府时期，更多效仿日本银行的法律法规；到了南京政府时期，又兼采了德国和苏联的立法成果。关于法律竞合的问题，作者发现，一般银行法与专门银行法之间，甚至在同一部法典中，内容会发生冲突。因此在实际执行时，经常引发法律不适用的争议。

西方银行法律制度被引入中国后，为适应国情，进行了大量制度变异，呈现出富有特色的本土特征。本书即以资本组织制度——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股份制为切入点，详细论证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股份制与官利制度的相互关系，总结出官利制度的利弊得失。

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旧影

官利制度是一种股息分配制，被法律认可，写在银行的章程中。官利采取固定利率，不管银行经营状况如何，官利每年必须支付。所以企业年终结账不是从利润中提分红利，而是先派官利，然后结算营业利润。这种制度一方面吸引了社会资金参与创办银行，另一方面却也提高融资成本和不确定性。大多数投资者缺乏承担风险的股权意识，甚至将入股简单视为放债，在银行营运面临困难时，很多人要求撤资退股，进而大大提高了银行的资本风险。作者通过对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个案研究，分析其资本构成、资产负债、盈余分配情况，揭示了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组织法律制度的本土特色。

近代中国银行业所面对的种种法律、制度问题也未尝不是当今银行业的困惑。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的银行法，从中总结出若干立法与制度建设的经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原标题：《如何走过监管缺失的年代？《中国近代银行法研究》聚焦银行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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