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治疗还是放弃，哪一个才符合植物人的最大利益？

继续治疗还是放弃，哪一个才符合植物人的最大利益？wanz-206 近日，英国一位18岁的年轻未婚妈妈丹妮尔·琼斯（Danielle Jones）在英国布里斯托尔的父母家中昏倒在地，随后不治而亡。当天，她的儿子丹尼通过剖腹出生。 丹尼的大脑在出生之际就因缺氧遭遇了不可

近日，英国一位18岁的年轻未婚妈妈丹妮尔·琼斯（Danielle Jones）在英国布里斯托尔的父母家中昏倒在地，随后不治而亡。当天，她的儿子丹尼通过剖腹出生。

丹尼的大脑在出生之际就因缺氧遭遇了不可逆的颅脑损伤。而在出生后不久，丹尼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接受“机械通气”（mechanical ventilation），医生认为应放弃救治。

在线上公开听证会上，海登法官（Mr Justice Hayden）得知，丹尼的病情无法治愈，也无法缓解，他不会再与外界产生任何“有意义的互动”。经法院裁定，医生可以合法断开丹尼和呼吸机的连接，停止为其提供治疗。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此前报道称，英国一名新生儿米德兰在出生前脐带脱落，导致其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最终因脑部缺氧造成颅脑损伤。

曼彻斯特大学信托基金医疗联合体（Manchester University NHS Foundation Trust）认为，米德兰无法自主呼吸，必须使用呼吸机，对他而言，继续治疗是没有尊严的。该组织的代理律师也认为，医院已进行3次诊断，确认患者脑死亡。

最终，高等法院法官裁定，米德兰脑死亡，曼彻斯特圣·玛丽医院（St Mary’s hospital）的医生可以合法停止治疗。但米德兰的父母不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们提起了上诉。

2020年2月14日，法院驳回了父母的请求，并维持先前的判决。米德兰的父亲认为这一判决“十分可怕”，并表示，“他们不能百分百确定米德兰已经死了。我看到他的眼睛还会动，他还在长大。”

但是，包括家事法庭（Family divisions）首席法官安德鲁·麦克法兰爵士（Sir Andrew McFarlane）在内的三位法官均认为，米德兰的父母没有证据证实患儿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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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护患者的最大利益

在英国，关于停止救治长期意识障碍（PDOC）患者的历史可追溯至1993年。

当年，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宣布了对托尼·布兰德（Tony Bland）案的判决——断开维持其生命的设备系合法。据悉，布兰德是1989年希尔斯伯勒足球场惨案（Hillsborough disaster）的受害者之一，自受害时起，他便一直处于植物状态（vegetative state，VS）。他也是英国法律史上第一例被允许撤销包括临床辅助营养和水分（CANH）、呼吸机在内的装备，且因此死亡的病例。

自1993年以来，发生了很多类似的案例，英国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提交至法院，由法院来裁定是否可合法断开患者的生命支持系统。这类患者包括处于永久性植物状态（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PVS）和最小意识状态（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MCS）的患者。

2005年，英国颁布了《意思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MCA），为评估个人的自主决定能力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此外，MCA还授权他人为缺乏意思能力的人做决定，只是该决定必须符合当事人的最大利益（best interests）。同时配套出台的还有《实践守则》（Code of Practice），用以提供指导意见以及进行最大利益评估。

自MCA颁布以来，几乎每年都会有两起案件提交至保护法院（Court of Protection），要求法院就是否为MCS患者撤销临终护理（end-of-life care）作出最终判决。

如果患者在失去知觉前已签署详细而明确的“是否放弃治疗的预先决定表”，那么后续治疗会完全尊重患者本人的意见。

但若没有填写，一旦患者家属之间，或家属与医生的意见不一致，则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由于此类诉讼耗时长、费用高，过去27年只有约100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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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停止救治关乎医学、伦理和道德

在国内，关于是否维持救治植物人或脑死亡患者，一直是具有争议的话题。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小儿外科临床医学博士、主治医师赵军锋告诉健康界，目前国内没有相关法律条款，允许医护人员主动选择停止救治病患，包括植物人。国内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患者及其家属手中。

“如果家属不放弃治疗，那么医护没有权利去拒绝救治。从医学角度看，对无意识患者进行放弃治疗的前提就是脑死亡。但是如果家属继续要求生命维持，国内医护也不能放弃或拒绝救治。”他说道。

在赵军锋看来，不管是从医学、伦理还是道德的角度来看，停止救治脑死亡的患者都是合情合理的。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小儿外科临床医学博士、主治医师赵军锋

一，从医学角度看，建议放弃维持治疗。

在国内，放弃救治的条件比英国更严格。赵军锋解释道，严重颅脑损伤的新生儿不等同于无意识或是脑死亡患者，因为严重颅脑损伤病例可以进一步造成植物人，也可以通过救治实现部分功能残留。他认为，严重颅脑损伤的患儿通过救治，仍有自主存活的几率，因此即便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但从医生角度来说，也应给予积极的救治。

但若是脑死亡的患儿，虽然余脏器能通过外在生命支持进行正常的代谢活动，但站在医生的角度，他建议放弃维持治疗。

“长期的生命支持耗费的不仅是医疗资源，家庭的经济负担、医保负担及家属的精神负担都是需要考虑的范畴。”他说道。

“Care Not Killing”（护理而不是杀戮）运动的组织者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医生承认，金钱压力可能会迫使患者家属同意停止救治。

“照顾一个永久性植物人或MCS患者每年需要花费约10万英镑（约88.9万人民币）。如果大多数家庭选择停止救治，那么NHS每年可节省的金额将高达24亿英镑（约213.1亿人民币）。”他说道。

二，从伦理角度来看，继续维持治疗没有意义。

在赵军锋看来，虽然患者仍维持着生命的代谢活动，但其已失去意识。这意味着患者已经脱离社会，失去了“人”的属性和意义。因此，不值得继续维持治疗。

“亲情、友情和爱情需要交流和付出去维护，‘失去意识’意味着这些纽带都已经不存在，尽管亲属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去走出这种失去的阴影，”他说道，“作为一名小儿外科医生，我的视角是放在疾病的愈合走向趋势，如果患儿出现脑死亡，不建议继续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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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道德层面来看，单方面进行长期的生命维持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

赵军锋认为，“他人的意愿不代表患者本人的思想。当失去意识，没有思想的时候，单方面进行长期的生命维持，我觉得是不道德的。”

他进一步解释道，选择停止救治时，旁人可能会有异议，甚至指责。但是，尊重一个有思想的生命远比尊重一具“行尸走肉”更值得我们去追寻。正如国外某些国家立法同意实行安乐死一样，让一个生命有尊严地结束可能对患者及其亲属而言，更具实际意义。

此外，赵军锋表示，是否放弃救治应该经过多部门联合讨论，包括医生、患者家属、社会相关机构、伦理学专家以及政府法律部门等。

“要想在国内开展此项工作，还缺乏一些社会基础，比如民众基本的医学认知、法律和道德层面的依从性以及能够独立评估的社会专业机构等。”他说道。

参考资料：

1. Daily Mail：Baby whose 18-year-old mother died on the day he was born without knowing he had suffered irreversible brain damage and should be allowed to die, judge rules

2. BBC：Baby born on day mother died to have life-support stopped

3.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End-of-life Decision-making for People in a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A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4. The Guardian：Parents of brain-damaged baby lose life support legal battle

5. The Guardian：Q&A: the law surrounding life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