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余：上海胜利水泥厂筹建时期的大总管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原上海水泥厂刘志余的口述，作为上海胜利水泥厂筹建时期的先锋人员，他主要负责了建厂的统领工作，亲历了胜泥厂的筹建、运作过程。

　　简介：刘志余，生于1931年，上海人。于1969年7月23日自愿前往安徽皖南支援小三线建设，作为上海胜利水泥厂筹建时期的先锋人员，主要负责了建厂的统领工作。投产后，先后担任生产科科长、工会主席等职务，于1978年调回上海。

　　20世纪60年代末，上海在北京的要求下准备筹建小三线，既然要筹建小三线，那么就需要大量的水泥。然而，如果这些水泥都要从上海运到安徽去，那将面临运输时间太长和交通运输情况不好的难题。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上海希望在后方建一个水泥厂。由于生产水泥的主要原料是石灰石，并且石灰石的质量好坏对水泥的质量好坏有直接影响，所以厂址定要选在有优质石灰石的地区。1969年上半年，上海水泥厂组织了以江绍庆等人为主的考察团前往皖南地区考察，最终选择了宁国县三门公社作为上海胜利水泥厂的厂址。

　　从国外到支内三线岁那一年很幸运的进入了上海水泥厂做一名看火工。通过我不断的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1960年我被评为了看火六级工。后来，柬埔寨需要我们国家援助修建水泥厂。于是，1966年我去了柬埔寨，这一去就是两年。回来后，厂里又让我参加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水泥厂项目。几番折腾，我终于回到了上海水泥厂，去了厂办公室当办公室主任。然而，时值1969年，文化大爆发了，厂里的两派斗得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呆在厂里也没有什么味道，后来知道上海要去宁国搞一个水泥厂，我就自己报名去了。我是自己要求去的，也没有人动员我。那时候有一个副厂长，管生产的胡厂长，他还不让我去，他想培养我成为他的助手。后来见我去意已决，他就放我走了。那时候我已结婚，有了三个小孩，但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的缘故，我只能一人前去赴任。我背了一个背包，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又从杭州转车到宁国。因为那时候上海到宁国的公路还没有打通，所以一定要从杭州转车才能去宁国。

　　那一路上，我也没什么想法，就想的是要搞水泥厂，我就应该去。当时毛主席也号召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听说毛主席为三线建设没有建好而睡不着觉。身为一名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号召。后来上海水泥厂选定了厂址，厂里就决定再派一个人去，选了尤天顺。我是去接他的班，我一去他就走了。刚到那里，我便先去宁国招待所办理好住宿，打算去现场查看，但路早已被洪水冲断了，那我该怎么去？我就靠两条腿走进去的，17公里路，我走了三个半小时。

　　厂址旁有一个山门公社，我当天走了三个半小时，从吃了早饭，就没有吃中饭，只得顺道在公社吃了中饭。那中午饭非常的简单，讲出来你们可能不太相信。五分钱就吃一顿中饭，只需要四两粮票，饭可以吃饱，菜就是冬瓜汤，这一次去是冬瓜汤，下一次去还是冬瓜汤。公社穷啊，没有钱，在那里吃饭全都是五分钱。吃了饭还是继续靠两条腿走三个半小时回宁国招待所。因为厂址旁有公社，所以我很多事情都需要与公社商量，比如说招民工来修一下厂，整理一下厂房，主要还是与他们商量安排人手来帮一下忙，公社给予了我们很多方便，真的非常感谢。

　　我当时主要是做地质资料，因为建厂需要搞化验，还要打洞，所以需要整套的资料。为了完善好这份地质资料，我从1969年7月份去，一直搞到了年底。除了一开始住在宁国招待所，后来我都住进了山里，因为天天要跑进山里面搞建设和勘测。我借住在一个生产队下面农户的牛棚里，他们家的牛不养了，牛棚空了出来，正好方便了我，找了几个村民帮着把牛棚打扫打扫，就拿来安了家。

　　1970年，上海老厂的人就来了。他们一批一批的来，大概有200人左右，这么多人到了之后怎么住？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租一块地，用竹子搭草棚，还有一个是住农民家的房子。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虽然旁边山里就有竹子，但不能够用。后来我去和公社商量，走后门，让他们帮我们开个条。公社的人也很支持，就让我们自己到山里去和山民商量，协商买竹子。搭草棚时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技术工人，我们就去老厂借工人，老厂对我们还蛮支持的，我们要什么人，就给什么人。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的把草棚修好了。后来，人来的越来越多，草棚不够住了，因为农民的房子比较大，也有空的房子。我就和农民商量好，把这些人安排在农民的家里住。农民对我们很支持和友好，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租的房子好像连房租都没交。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住在农民的房子里，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先生产、后生活”。从常理上来讲，应该先生活，后生产。但那时不行，水泥要的非常急，安徽皖南整个地区就屯溪有一个水泥厂，除了有一个屯溪水泥厂，但它非常小，且是土法生产，生产出来的水泥质量不好，产量很少，没有办法满足需求。面对大量的生产要求，我们有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因此，后来大部分人到了之后，也是住在草棚里面。即使我们后来生产之后，也继续住草棚，因为忙于生产，我们的宿舍并没有修好，所以我们在竹棚里住了很多年。

　　公路到工厂有4公里路是没有路的，全是人走出来的小路，但建厂需要搬很多东西进去，比如说工具，设备等都没有办法运进来，迫于无奈，我们的工具都是用人力一担一担的挑进去的。但由于要开采矿石和打地下水，还有一些大型设备要搬运，所以要先修条土路。这200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公路，但公路具体来说是当地政府在主持修建，所以我们仅是参加并协助管理。修好的土路，让拖拉机和板车能够通过，但大型汽车是不能通过的，然而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和工人差不多时间一起到的还有大量设备，这些设备是在全国各地定制的，在1970年上半年陆陆续续到厂。厂是没有围墙的，所以为了看管好设备，我们24小时轮班进行看管。安徽多河流，且容易发洪水，但从宁国到厂地，只有一条河流有桥，其余都没有桥，平时过河只能靠摆渡船摆渡过去。但我们的一些设备，却很难摆渡过来，因为我们引进的设备几乎都是几十吨，再加上一些大的平板车，要上百吨，一般的渡船是不行的。所以当地政府也不愿我们使用摆渡船来摆渡设备，容易把船弄破。但设备是生产的必需品，我们必须把它弄过去，所以我们提出的办法是，由我们出钱把船加固再摆渡。一提到出钱加固船只，当地政府就同意了。

　　有一次，厂里从北京调来了一个大型设备，我们去杭州把它拉过来，中午到摆渡船处。当地一个管船的人对我说，“老刘啊，不行啊，水位太低过不去，设备过去会把船底磨坏。”怎么办？只能去把洪道下面的砖头、石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理干净，才给渡船。我便带着两个工人下水去清理，水不深，大概一米多一点。到下午清理完，设备刚上了船，洪水一瞬而下，绑船的绳立即被洪水冲断了。船上不仅有设备，还有两个人，我还没来得及跨上船去。还好，船被冲至水缓之处，就靠边了。我沿着河边跑过去，让他们把船赶紧固定住，后面可能还会有洪水继续冲下来。由于我在河对面，没办法过去，就叮嘱他们，人一定要留在船上看管好设备。第二天中午，洪水停了，之后他们把设备拉到了码头。可我还在河对面没办法过河，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心里苦恼着晚上怎么过。还好，我有一个熟人是水务局的，他知道我是水泥厂的人，有点熟悉但关系不深。我期望着能找他借点钱度日，因为吃饭要钱，住宿也要钱，发电报给老厂报告这个事情已经花光了我口袋里仅剩的一点钱。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去找他借钱，他竟然不借。身无分文的我来到招待所找老板商量，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是上海胜利水泥厂的工人，刚刚碰上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办法给钱，能不能通融通融，先赊账，过两天来给钱。老板很慷慨地同意了，我得以在招待所吃了饭，平稳地住了一天。

　　我们厂是1970年正式开始建厂，到1970年12月26日正式投产，是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时很多设备来不及加工，我们就自己派工人到设备工厂里帮他们加工。我们是倒过来吃自己的饭，拿自己的工资，帮他们搞。12月26日是一定要投产的，上面有这个要求，而且我们自己也给自己下了期限。因为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一定要抢到这个日子生产，拼了命也要搞的，白天黑夜都在加班。后来厂正式投产后，因为我在前期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我担任了第一生产车间主任。我当生产车间主任没当多久，就安排我去了保卫科，那时候文化大，要搞运动，保卫科主要就是做这些。在保卫科干了两年，厂里要成立工会，便又把我调到工会去当工会主席去了。

　　我们和当地人的关系搞得好，但他们当地人和当地人的关系不一定搞得好。当地人虽然不会听“上海佬”的话，但他们要听政府的，我们和当地政府关系处好了，请他们去帮忙管理，也是一举两得。尽管如此，我们也会发生一些小矛盾。因为我们厂没有围墙，厂里有一条路，是以前就有的路，当地人走着习惯了，也不会管是否建了厂。有一次，一个村，他要走这条路，但是被我们的警卫拦住了。这个村就闹，闹到了厂里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扩厂征地就是找的他，我上前同他聊了几句，他的气焰消了。不仅如此，当地人也有一些小偷小摸的，到厂里来拿点东西去卖。即使抓住了，也没办法，最多让公社帮忙做做教育工作，开开大会，做一下思想工作。

　　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去安徽的时候，当地人是看不起我们的。因为我们也是穷人，穿的衣服和他们也差不多，都是解放前的衣裳。他们看不起我们，叫我们回上海。我们听了非常不舒服，但是也没办法。后来投产了，水泥出来了。运水泥的大车，排了很长一队。我们第一次生产出来的水泥就是700号水泥，这个标号是全国少有的高标号水泥。即使是上海水泥厂生产出来的水泥也只有500号，但我们一出来就是700号水泥，不得了，不得了。这水泥最早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皖南体育馆。还有黄浦江的第一座大桥，松浦大桥。后来当地人就叫我们上海师傅了，不叫我们上海佬了，夸我们有办法从一座荒山里把水泥给搞出来。渐渐的也愿意和我们交朋友了，在路上遇见了也会对我们说，“上海师傅来来，到家里来喝杯茶，拿点花生。”客气得不得了。

　　我们的条件比其他三线厂好，因为我有水泥。水泥当时是非常紧俏的物资。所以我们总会在完成计划的基础上多生产一点，用多出的水泥去换取生活物资。因此我们的生活也开得比较好，还专门做了一个冰柜用来冻猪肉，在那样的年代，我们能天天吃肉真的很不容易了。当时，县里开会没有猪肉吃，常到我们厂里来借，但是借了也不会还，因为还不起啊。我们天天吃肉，当地农民看见就说，“以前不知道工农差别，现在知道了。”他们说我们条件那么好，是天天过年呢。这是天高皇帝远，下面搞的小动作，为职工改善生活水平。

　　这个厂带去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效益，也带去了文化生活上的改变。在穿衣风格上，当地人一般习惯穿黑衣服，帽子也是黑色的，从头黑到尾。而我们是紧跟上海潮流，上海穿什么我们就穿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有，五颜六色的。后来他们也跟着变了，衣服也变得五颜六色的。除此之外，之前他们用纸伞，而我们用阳伞，后来油纸伞也找不着了，跟我们一样用阳伞了。当然也有不好的影响，那便是污染，当时我们不像现在那么注重保护环境，我们的污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往外放，烟也是黑烟。也没有人管，那时候没有环保要求。后来，当地人知道了情况的严重性，就要求取消掉这个水泥厂，要说矛盾这就是最大的矛盾。

　　我还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基地局，是主要管后方的。我去后方基地局汇报，心想上午去汇报，下午就回厂了。结果基地局的领导对我说，“小刘呀，你不能走，有两个选择给你挑选，一个是到后方负责工会工作，第二个就是去工宣队，两个必须挑一个，我们已经和厂里打过招呼了，不用回去。”工宣队是做什么的？后方有三个医院，让我去管那三个医院。没办法，领导让我去，我不能不去。我选择了去工宣队，因为工宣队好轮换，两年轮换好回厂，如果是去工会，那就只能留下回不了厂了。所以1975年我去了工宣队，到1976年底，回厂筹备扩建新厂工作，我主要负责新厂的生产准备，生产人员准备，生产技术准备。我们老厂新厂一共加起来共有8888亩土地。

　　然而，安徽看中了这个新厂，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建新厂了，新厂在老厂两公里外，规模很大。当时新厂并没有投产，就主要搞了一些技术工作，公路铁路全部都通了，厂房还没有修，这些全都移交给了安徽。1978年，我被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上海水泥公司，也因此离开了上海胜利水泥厂，离开了我工作了近十年的地方。

　　（原载任光淼主编：《追忆胜泥足迹 难忘辛勤耕耘》，2018年印刷。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