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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热点丨设定6%以上GDP增速目标是科学务实之举

周子勋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如何乘势而上打造新发展引擎,为“十四五”开好局,是今年全国两会最为特殊之处,也是重要看点之一。

在3月5日开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一系列务实之举勾勒出了2021年和“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走向。

接受采访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基于多方权衡和考量,2021年设定6%以上经济增速目标,既科学合理,也实事求是。

设定6%以上经济增速目标是科学合理的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在去年因疫情影响没有提出经济增速具体指标的情况下,今年再次量化GDP增长目标是最大看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2021年设定6%以上经济增速目标,是一个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经济增长水平。理由有三点:一是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要求。去年中国经济增长2.3%,形成了较低基数,今年实现6%甚至更高增长是完全可以的。设定6%以上的增速目标无疑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必要的增长环境和条件。因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就会对经济转型和提高发展质量水平带来一些困难。同时,去年为防控疫情采取一些强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但是现在随着经济逐渐恢复常态,强刺激政策不可持续,一定要调整。否则强刺激之后会降低经济增长质量,使企业效率降低、竞争力降低。所以,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区间,对于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质量至关重要。

二是作为综合性指标,6%以上的经济增速与就业、物价等宏观经济指标是相适应的。按照一般市场规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就业可以达到200多万人。去年设定的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但实际上超预期完成1186万人。在经济增长2.3%的情况下,解决了110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无疑是采取了一些非市场的保就业措施。但是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就业形势要持续保持稳定,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今年6%以上的增长目标与1100万人以上的就业目标、控制5.5%左右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一致的。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控制不住失业率。此外,与控制通货膨胀息息相关。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设定为3%左右。虽然去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但是中国经过多年积累,一方面现在物价绝对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物价水平较高。还有是刺激经济产生的大量债务和货币构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所以,在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存在潜在压力的情况下,如果再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恐怕就会刺激出现实的通胀。综合而言,6%以上的增长速度应当是比较合理的。

三是有利于与今后的长中长期发展目标相衔接的,特别是与“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达成相衔接。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没有具体提出“十四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目标,只是提出“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但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规划建议》作出说明时给出的“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的定性表述来看,背后无疑蕴含了定量指标。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连续两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离12375美元的高收入标准起点线只有2000美元的差距。而按照国际经验,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稳健跨越到高收入阶段,人均GDP水平要高于起点线20%-30%,大概是15000美元。“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达到15000美元以上,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增速。2035年要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目标,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达到4.8%以上,而“十四五”期间可以略高于这一平均速度。因此,今年作为“十四五”开局起步之年,6%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合情合理,有利于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亦有同感。他对说,今年设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的目标是实事求是的。一方面,按照“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并考虑到2020年基数较低的影响,今年设定这样的增长目标,意在坚持底线思维,稳定市场预期,有利于实现平稳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考虑到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应对疫情冲击采取的各种政策将逐步回归常态,经济增速定为6%以上,有利于集中精力引导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市场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实现8%左右的增长,而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6%以上,表明对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是留有余地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说。

宏观调控手段更加科学精准

为了实现今年发展预期目标,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政策作出了科学精准部署。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财经学院院长夏飞接受采访时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以绩效为导向优化结构,提升效益。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继续调减,用于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同时,依法依规征收,坚决制止“三乱”行为,加大违规涉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监管整治,严控非税收入不合理增长,避免弱化减税降费效果。二是健全常态化资金直达机制,提高效率。进一步加强监管审计,完善系统,简化流程,探索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不断扩大“精准滴灌”范围和力度,让财政直达资金放得更多更快,用得更准。三是支出规模和政策力度保持稳健可持续性。兜牢兜底基本民生底线,继续实施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优惠力度,在财政可承受能力范围内保持必要支出力度,适时退出部分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注意预留一定政策空间,为对冲疫情冲击不稳定性、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对于货币政策,夏飞认为,精准是指货币政策从缓冲宏观经济全面下行压力转向低通胀、低风险、稳增长,避免“大水漫灌”。而适度则是指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也对说,宏观调控手段更加科学精准、改革开放措施更加具体深化、帮扶企业发展更加公平公正等,将有利于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地方如何用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市长刘志仁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地方政府而言,在享受积极利好的同时,也承担着更重的责任与压力。要不折不扣抓好执行落实,化责任压力为前行动力,变政策利好为民生实惠,真正用政府的“紧日子”换老百姓的“好日子”,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具体来说,一是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着力拓财源、固根本;二是突出防范化解风险这一重点,着力化存量、控增量;三是贯彻“人民至上”这一理念,着力保重点、惠民生;四是围绕提升绩效这一主线,着力推改革、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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