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引擎作用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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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算力、算法，正在重新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生产力，数据流动、数字税、柔性生态，正在重塑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数据主权，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国际发展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的必然战略选择。在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数字经济是重要的支撑力量。

嘉宾

欧阳日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端 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C·G新经济新动能研究院院长李艺铭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主持人 赵姗

“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针对“加快数字化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要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建议》是如何考虑数字经济发展的？

欧阳日辉：《建议》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框架下，在“加快数字化发展”中进行部署，要求发展数字经济。《建议》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发展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坚定不移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二是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十四五”期间的重点，目标是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三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在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相互支撑，数字经济不是虚拟经济，离开实体经济的数字经济将成为空中楼阁，实体经济必须加快数字化发展。

二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关系。数字技术本身会推动数字产业形成，数字技术也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双轮驱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三是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关系。我国消费互联网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产业互联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培育新型消费、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依然依靠消费互联网创新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必须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培育几十家、上百家万亿级的产业互联网平台。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化的关系。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当前形势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发展数字经济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是可行的。但是，数字经济天然就是全球化的，我国数字经济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国际化、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是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数字经济具有跨界的特征，对传统监管体制和手段提出了诸多挑战。监管层应该充分考虑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数字经济全球竞争格局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等因素，建立更加良性的产业竞争机制、适配的竞争治理规则和政府、平台、用户互动的治理模式，平衡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面对“产业数字化”阶段的新趋势新要求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加大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度，实现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在哪些方面聚力？

陈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思路和举措环环相扣、彼此支撑，可以预见，新基建将成为“十四五”期间的投资热点，其拉动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也将不断彰显，但新基建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传统基建的底盘支撑，我们需要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高度，探索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乃至制度层面和资本市场“软基建”在顶层设计上如何有效协同，以期效果最优化。

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速了我国经济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的步伐，国家层面的政策创新持续不断，从倡导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业集群，到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建设等。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于2020年4月推出纲领性文件《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以数据流引领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泛在智联时代，“一切皆终端，无处不入口”，通过对传统物理基础设施进行数智化赋能，将其与电子商务平台、智慧物流平台、智慧出行平台、数字文娱平台等数字商业基础设施融通，全新的社会商贸流通和消费基础设施将为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孵化提供沃土。这必将打破少数超大型网络平台作为整个社会流量汇聚分发平台的行业格局，并促发新一轮利益格局的重组。在越来越细分化、颗粒化的新场景下，算法即研发，服务即产品，“需求侧—供给侧”之间的无缝链接与实时响应取代“流量—广告—消费”的多阶传导模式成为商业变现主流。

“数字产业化”阶段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商业领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新兴技术、商业模式、多边市场与金融资本等要素的最优化协同，而到了“产业数字化”阶段，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数字社会监管治理之间的关系则上升为重中之重。既要从社会层面强化对各种创新的价值引领，也要为创新留下包容性试错空间，以技术赋能智慧治理、探索包容创新的柔性监管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金融在要素配置中的优化作用，以公正、透明、法治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造对科技创新的良好支撑，这些都是下一阶段需要着重处理的关键问题。

欧阳日辉：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所以，“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发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和乘数作用，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基于这个判断，加快数字化发展和数字经济密切相联，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的着力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数字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数字化向企业生产核心环节和企业外部多端延伸，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

二是数字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深化与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方面合作，支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企业数字化平台等建设，建设跨界连接多个企业、多个产业和多种生产要素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数字技术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结合点和突破点。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推动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助推制造业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四是新基建为数字经济提供新动能。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是数字产业化的组成部分。新基建提升转型服务供给能力，“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和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为传统产业插上“数字翅膀”、植入“智能因子”，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

李艺铭：“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面临极度严峻的不确定性，但数字经济却成为了难得的确定趋势。从2017年2月贵州出台第一个省级数字经济规划以来，截至2020年9月，全国30个省份纷纷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其中，都不乏加快提升众多产业领域数字化水平的具体举措，可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正在进入更务实阶段。

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和反复和随之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以及国外“中断”的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数字经济获得了更为直接的加速器。根据赛迪智库数字经济五层级分析框架，融合型数字经济代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见图）。整体来看，消费型数字经济渠道广、触角多、影响深，在不同场景、不同群体中已经实现了普遍触达、满足大规模个性化的状态；而在制造业等生产型数字经济中，主动拥抱数字经济的思维基本建立，在汽车、纺织等行业面临巨大发展挑战的背景下，更显得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长期的投资周期和数字化就绪度的较高要求下，很多实体经济仍然对数字经济望而却步。从当前基础看，应鼓励企业从新兴数字应用技术和应用场景入手，争取从不同层面通过数字化提升对核心业务的效益，带动数字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深挖国内潜力、引导应用创新、优化创新环境等方面大有可为

中国经济时报：在当下的国际局势里，全球既积极发展数字经济，也在数据治理、反垄断、数字税等方面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治理。为继续数字经济的良好循环发展，中国数字经济的突破口会在哪里？

李艺铭：全球对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基本达成共识，联合国等高级别组织也在尽力推进全球数字经济开放协作程度。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现状看，在深挖国内潜力、引导应用创新、优化创新环境等方面仍大有可为。

一是国内大循环格局中仍有广泛的信息消费空间。比如，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城市下沉现象就很值得关注，目前三四线城市的在线消费频率和金额都不逊色于一二线城市，甚至在部分领域有反超情形，这也证明数字化的服务领域具有不同城市层级的渗透力。二是率先引导主流的、便捷的、新潮的数字化产品和应用场景，我国在跨境电子商务、移动支付、O2O、在线游戏等领域都有长期的应用探索，而当前数字化的难点正是难以定位大规模商用化场景，应继续鼓励应用创新，打造受国际社会和国内市场认可的爆款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真正以数字化改造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三是好的营商环境始终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推力。因蔓延迅速、传播渠道多等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了一轮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阅，而中国政府在此过程中凸显了优势。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需要政府的引导，特别是对新鲜事务的理解、认可和宽松管理，更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为创新的企业、平台提供容忍风险的环境尤为重要。

欧阳日辉：总体而言，全球数字经济仍处于早期阶段，中国在数字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方面，都落后于美国。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一是加大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的应用，促进5G商用和应用场景落地，夯实我国在应用端的强项。二是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和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形成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的新局面。三是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边远地区和农村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重视数字贸易和数字金融的发展。四是培育在全球具有引领能力的互联网平台，将做大做强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监管层继续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加快推进互联网企业“走出去”，通过全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五是大力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促进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资源与数据上的共享，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六是加强跨国合作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推动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数据使用原则，引领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规则制定。

陈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必须找到能够彰显自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并契合当下发展阶段的落点作为突破口。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再次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就客观现实而言，科技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短期内我国在一部分新兴科技领域已经赢得了一定的战略优势，但就整体而言，科技发展水平尤其是核心关键技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所以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更多需要依托于自身在超大规模市场和应用端、集成端的创新优势，把我国十四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创业热情、创意创新能力作为自身发展和对外博弈的重要支点。

2020年以来，我国对内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外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自贸区持续扩容，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从沿海到内地广覆盖、普受益的新局面，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试验田和区域间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的竞技场，积累有益经验后面向全国复制推广提升我国的整体竞争力，不仅是我们长期以来积累的改革开放宝贵经验，也是面对新形势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竞争优势的一个抓手。尤其是北京把数字服务贸易和数据贸易等作为自贸区打造的特色和名片，从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建设到政策创新都给予多方支撑，引导国内外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高端团队和原始创新项目在京落地转化发展等，这从战略布局上对于突破国际上愈演愈烈的数字封锁提供了应对基础。

2020年11月15日，历经八年艰苦谈判磨合，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这对我们阶段性化解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在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封锁和障碍提供了突破口，但同时也意味着内涵和外延不同的新一轮竞争和挑战，如何把我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先发优势尤其是应用端的创新优势有效辐射至区域内经济伙伴国家，同时有效应对来自东南亚国家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把竞争替代转化为互补共生和梯度辐射，依然需要国家在战略层面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着眼未来多线布局。

自贸区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中再添助力

中国经济时报：数字经济天然具有全球化的属性，也必将在全球合作的过程中释放更大的动能。以自贸区为抓手，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是发展数字经济的趋势所在，那么，自贸区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中如何再添助力？

欧阳日辉：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一是探索解决数字经济发展关键问题，建立适应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发展要求的竞争规则和管理制度，形成一批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实现治理数字化。二是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以产业互联网平台、公共性服务平台等作为产业数字化的主要载体，探索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共性支撑平台，形成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实体经济形态。三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在细分领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打造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体。四是着力培育数字贸易、数字金融、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探索符合国情的跨境数据流动、数据交易等数字贸易发展规则，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五是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服务一批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