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出贵子有了这群人就不是一句空话

　　他那年只有36岁，但身上已经有了一串闪闪发光的头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材生、国立东南大学教务长、知名教授……

　　当时知识分子稀缺，大学教授每个月的工资能达到几百大洋。陶行知的月薪是400块大洋，三个月的工资，就够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

　　陶行知出生在安徽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从小靠亲朋好友的资助读书，23岁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被校方推荐到美国读书。

　　只有把这些人救出贫困和愚昧，让他们有知识，成为能够建设国家的人才，这个国家才有希望。陶行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百万计划”：

　　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然而，从“0”走到“1”的这一步，他必须自己迈出去。

　　在办学的筹备阶段，陶行知存了一万元钱的稿费，负责管理家庭支出的妹妹看见了，问他能不能留下四分之一给家里用。

　　他温和地说，我马上要去办师范学校了，这是办学的经费，家里粗茶淡饭还可以维持，但中国的农民们不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我要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办大事吧。

　　幼儿园是为了给农村的孩子们提供教育，师范学院则是作为乡村教育的大本营，培养合格的老师，让乡村教育事业薪火相传。

　　陶行知要的，不是文艺青年和做题家，而是不怕苦、不怕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立乡村学校的实干家。

　　晓庄师范学校第一批招收了13名学生，很快，陶行知又开办了燕子矶幼稚园，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幼儿园。

　　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陶行知说：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

　　为了教农民识字，陶行知亲自编写了两本普及教材《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到处赠送，义务教农民兄弟识字。

　　他请自己的同乡好友姚文采来讲生物课，要求姚文采把课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

　　陶行知和叫花子谈完，对姚文采说，学校附近蛇太多了，经常咬伤人，所以我特地从南庙请来两位老师，教大家捉蛇。

　　原来，这两个叫花子是专门捕蛇、治蛇毒的“蛇花子”，他们教学生抓住蛇的“七寸”，蛇没法动弹，就不能咬人了。

　　陶行知又把他们抓到的蛇关在笼子里，让蛇花子教大家辨认蛇种，分别写上了标签，教大家区分有毒蛇和无毒蛇。

　　于是，姚文采带领学生到野外去辨认植物，请来老农民讲解草药知识，学校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上了牌子，生物课上得丰富多彩。

　　短短三年时间里，晓庄附近建立起了十多所小学和幼儿园，从一个文盲村变成了当时教育界的中心，名声从中国传到海外，无数政界、学术界人士前来参观。

　　1930年，晓庄师范学校的学生支援，加上蒋介石怀疑陶行知反对他，派军警武力查封了晓庄师范学校，并通缉陶行知。

　　第二年，蒋介石迫于压力撤销了通缉令，却仍然不许晓庄师范学校复课，派出特务侵占了校园，让学校无法正常办学。

　　于是，晓庄的孩子推举出十个小孩做小先生，又请来了当地农民帮忙管理学校，这座农民当校董的学校，很快又办得红红火火。

　　陶行知很谦虚地采纳了这个孩子的意见，后来，他在发表这首诗的时候，就把诗句改成了：小孩自动教小孩。

　　通过儿童自动学校的经验，陶行知又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小先生制，鼓励孩子们教家里的大人识字。

　　陶行知教育的很多孩子都来自文盲家庭，他们的父母是工人和家庭妇女，没有什么文化，陶行知就发动这些孩子做“小先生”，教家里的大人识字。

　　在上海，陶行知成立了山海工学团，主张学生和工人结合、知识和劳动结合，教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识字。

　　为了鼓励报童认字，陶行知用他们卖的报纸作为教材，谁认字多、学得快，陶行知就多买他的报纸作为奖励。

　　育才学校没有入学考试和升学考试，仍然坚持教育与现实相结合，为国家培育抗日的人才，培育战争胜利后能够重建家园的人才。

　　陶行知曾经教过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喜欢写作，希望学习文学，但当他知道这个孩子是朝鲜的抗日战士遗孤时，就劝她学社会科学。

　　有人看陶行知太辛苦，说他办育才学校像是抱着石头游泳，如果实在办不下去，就不要硬撑了，身体要紧。

　　1946年7月25日，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加上好友李公朴和闻一多被特务暗杀，陶行知听到噩耗后，深受刺激，在上海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仅有56岁。陶行知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他培养出的无数学生参与了，成为了中国和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

　　晏阳初是四川巴中人，与出身贫寒的陶行知不同，他来自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位开名士绅，既教私塾，也懂医术。

　　在父亲的教育下，晏阳初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幼小的晏阳初心中生根发芽。等到晏阳初长大，父亲把他送到了教会开办的学堂，接受西式教育。1913年，又让晏阳初到香港求学，主修经济。

　　1917年，晏阳初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时，一战已经打了三年，局势逐渐明朗，美国加入即将获胜的协约国阵营，对德国宣战。

　　当时，在法国的华工大约有4万，他们修筑公路和铁路、清理营房、装卸武器和补给品、在工厂工作。

　　这些华工大多是底层苦力，为了讨一口饭吃，来到万里之外的危险战场上，他们不懂英语、法语，甚至也不会写汉字，和外国人沟通全靠翻译。

　　他不仅帮华工写家书，还在每天晚上教他们写字，自己编写了一本千字教材。四个月后，晏阳初的培训班结束，毕业的华工都能够自己独立写家书了。在教青年会的支持下，晏阳初还创办了《华工周报》，给华工提供更丰富的知识。

　　最让晏阳初感动的是，有华工认为他的报纸价格太低，可能办不下去，但为了感谢晏阳初教他们认字，把省下来的365法郎“巨款”捐给他办报。

　　晏阳初觉得，不是他教育了这些苦力，而是这些苦力教育了他。他看到了苦力们的苦，也看到了他们身上埋藏着的巨大潜力。

　　于是，回国之后，他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1922年，晏阳初和陶行知一起发起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几年之后，他们又先后把平民教育的重点转向乡村。

　　陶行知选择了南京附近的晓庄，晏阳初则选择了河北定县，他们被当时人称为“南陶北晏”。1929年，晏阳初通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了一个团队，迁往河北定县。

　　北京已经有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高中和大学，学生到工人中间宣传进步思想，人们靠报纸了解国家和世界……

　　然而定县的大多数农民依旧是文盲，保持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在贫瘠的土地上讨一口饭吃。

　　贫穷的结果，是愚昧和身体孱弱，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又使农民如同一盘散沙，无法团结起来。

　　定县的农民惊讶地看着这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先生，他们不敢相信，居然会有人来教这些世代贫苦的底层农民识字。农民们很惊诧地问晏阳初：

　　在晏阳初的号召下，一百多位知识分子来到农村，他们各自发挥知识，把定县的农村当成了社会实验室。

　　一位农民刘玉田培养出的优质小麦产量高、抗病力强，被命名为“定县刘玉田号”，还被当时的中央农业实验所评价为华北小麦优秀品种。

　　定县当地的母鸡一年只能下68个蛋，晏阳初风趣地说：中国的母鸡已经下了三千年的蛋，它们大概是太累了。

　　于是，晏阳初引进了美国的来杭鸡，来杭鸡与本地土鸡杂交产生的新品种母鸡，每年可以下168个蛋。

　　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了，晏阳初和他的团队希望农民能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在他的鼓励下，农民建起乡村剧场，自编自演乡土戏剧。

　　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来到定县参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农民们在土地上用锄头写字。

　　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

　　晏阳初带着他的团队一路南下，把定县经验扩展到后方的湖南、四川等地，通过乡村建设为抗战提供人力、物力支持。

　　在晏阳初的帮助下，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专门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乡村建设人才，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

　　他离开了将近五十年，熟悉的土地上，已经是一群陌生的人，晏阳初面对着这些不认识他的新一代农民，用高音喇叭大喊：

　　晏阳初晚年总结，影响他人生、让他树立人生志向的，是三个C：孔子（Confucius）、（Christ）和苦力（Coolies）。

　　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受到儒家民本思想和教博爱思想的影响，也看到了那些传教士甘于清贫、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到世界另一端传播福音的榜样。而当他和中国的苦力生活在一起，感受到他们的苦难，以及他们被压抑的智力，他的情怀终于被现实点燃。

　　但对陶行知、晏阳初等参加乡村教育的先贤来说，他们在意的并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在国家积贫积弱的背景下，给未来培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成果，绝不是短短几年能看到的。

　　因此，对陶行知和晏阳初来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只要人还活着，还有力气工作，就要一直坚持下去。

　　城里的孩子有拼命鸡娃的父母，从小学奥数、英语和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假期游学可以去欧美，甚至去北极，和科考队员不期而遇。

　　然而，农村的很多孩子们对世界地图都没有基本的概念。他们可能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高中，初中毕业就要去打工了。根据2013年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的报道，部分贫苦农村有超过30%的学生放弃高考。

　　对于农村家长来说，既然他们的孩子很难取得优秀的成绩，考上普通大学后前途依然渺茫，无法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不如早一点进入社会。

　　城市和农村经济、文化上巨大的差异，导致农村教师收入较低，生活环境枯燥，许多老师干脆用脚投票，想方设法进入城市。想要解决师资问题，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提供优秀教师。

　　作为践行者，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于2008年就开始运营“美丽中国”支教项目，致力于选拔有理想的优秀中国青年，输送到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开展长期支教。

　　每一位加入美丽中国的支教志愿者，都至少在乡村支教两年，给予乡村学生长期陪伴，避免频繁更换老师、产生被抛弃的感觉。

　　支教老师还要经过严格的入职培训，学习教学方法、课堂管理方法，真正给乡村孩子带去积极影响，弥补乡村教育资源的匮乏。

　　提高成绩的同时，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也十分注重农村素质教育，许多老师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农村学生提供性教育、心理学教育、艺术教育。

　　截止2021年8月，美丽中国在甘肃、云南、广西、广东、福建五省有389所项目合作学校，累计派遣超过2763名项目老师，影响学生81万多人次。

　　在美丽中国的帮助下，48%的班级平均分提升，51%的班级及格率持平或提升，57%的班级优秀率持平或提升。

　　参加美丽中国的老师，有些来自城市，有些来自农村，他们的学校、专业、人生规划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