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业的双悖论困局

　　随着谈判中我国钢铁企业阵营的彻底崩溃，中国钢铁业彻底丧失了对产业链上下游的话语权，无奈的双悖论局面已经形成，在促进当前钢铁行业大整合的过程中，利益各方仍然需要更大智慧，这也是决定我国钢铁业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
　　
　　中国钢铁行业在产能方面成为世界钢铁业中的超级巨人，仍然不断有新项目涌入已经大喊过剩的行业，重组整合的步伐一直在前进，但面对各种利益主体的掣肘，仍难有根本性改观。
　　
　　今天，影响中国钢铁企业未来发展的各种潜在因素日渐明晰起来，中国钢铁业的自身变革更显迫切之际，如何打通未来发展之路，站在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获取话语权，将成为影响中国钢铁业未来发展空间的决定性因素。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东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勤教授。
　　
　　产业链缺乏控制权
　　
　　：现在中国铁矿石大量依靠进口，但是在铁矿石定价权方面毫无发言权，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周勤：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世界铁矿石的价格是非常低的，矿石的分布也比较零散，那个时候铁矿石定价的逻辑不是今天这样的。那时是制造环节的钢铁厂居于主导地位，当时日本的，韩国的浦项制铁和美国的钢铁企业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但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大量资本进入铁矿石行业，逐步形成了以“长协定”为定价基础的格局，也就是现在为人诟病比较多的原材料供应商形成强势，形成了铁矿石商对钢铁企业的控制的状态。
　　
　　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加速，粗钢产量大幅度增加，对上游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很快。还有一个情况是，中国废钢的利用率比较低，所以对铁矿石需求比较高，这导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国消耗了世界铁矿石产量的一半以上，但是在市场上没有定价权。
　　
　　以前大家都认为，铁矿石这种东西是上游，上游和下游利益很容易一致的，但是实际上，上游和下游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主要还是取决于市场结构，就是现在铁矿石已经形成的“合谋式”的垄断结构。
　　
　　从谈判机理上，它们不是三家和你一起谈，它每年会推一家与你谈，这就是“长协”，谈完后两家跟进，就是以这个协议为基础，这种谈判结果就是原来三家是竞争的，现在变成三家是合谋的，我们还找不到它们是公开的卡特尔的证据，很难起诉它，因为它是跟随定价。所以这样就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国钢铁业厂商太多，尤其是中小型厂商太多，以规模最大的宝钢为例，它的产能依然不足以和别人进行谈判。
　　
　　中国在原材料供应链中处于劣势地位，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国的钢铁业本身的市场结构有本质的关系。这种市场结构导致的结果是中国钢铁企业对上游和对下游都没有控制力。
　　
　　尽管今天我国钢铁企业逐步找到了和上游企业谈判的技巧，但是实际上中国仍然处于被动，其很大原因是我们没有进入真正的定价机制的环节中间去，要打破此前形成的定价规则并重新建立一套规则，对中国来说非常困难。
　　
　　市场结构决定行业利润
　　
　　《董事会》：我们这种参与者众多而分散的市场格局，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调整过来呢？
　　
　　周勤：这个问题实际上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很大程度上来说，钢铁业作为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各个省市，都希望别人压产能而自己不压。从理论上来说，这是我们过去一直讨论的地方政府区域竞争的结果。从前面讲的逻辑，成为一种所谓的“双悖论”逻辑。就是厂商过多，竞争过于激烈，那么价格实际上是抬不上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谁先降价谁先获益的问题；而对上游厂商来说，谁先答应其条件，谁将获得最大的好处，因为越往后谈价格就越高，长协定就有这样一种特征，对国内的小厂商来说，当然愿意先答应，保住自己的利益再说。国内谈判中常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因此就出现中国钢铁企业对上游控制不住，对下游控制不住，这样做下去利润都不高了，是不是应该退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各个地方中，钢铁占的比重和影响太大了。在中国工业体系中，实际上只有三大行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钢铁、化工和纺织。这三个行业是维持中国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这样一种逻辑下，各级地方政府不愿意让本地企业退出这种行业，即使是在企业经营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它也希望通过对企业一定的支持，让企业维持下去，尤其是对国有的钢铁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本身负担比较重，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比较大，这种企业一旦退出，那么遗留的诸多社会问题是地方政府无法承受的。所以它宁愿让企业扛着，也不愿意让其退出。
　　
　　《董事会》：中国钢铁的落后产能为什么能够持续存在下去？
　　
　　周勤：这个还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国的市场比较散，中国钢铁业技术先进的企业和技术落后的企业之间存在着成本差距，但是这种成本差距由于竞争的结果，价格打在那里，即便是做得很好的企业，利润也有限，实际上就已经承受不了很高的运输成本。钢铁是一个高运输成本的行业，比如宝钢的钢铁很好，但是如果让它把钢铁运到新疆去，和新疆的钢铁企业来比，就没有优势。这样的结果是，新疆的小钢厂就能够生存下去。如果再加上地方的保护或者对外限制措施，那么别的企业就很难进来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如果由宝钢收购新疆的钢铁企业，宝钢就可以重新安排后者的产品结构，比如做特种钢，这样一来至少能把价格控制住。很多人认为控制价格不好，不是这个道理，很多行业因为有一定的季节性，需要一定的钢铁保护的措施。不是说保价不好，而在于保价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区域性整合的难度
　　
　　《董事会》：我国现在正在大力推动钢铁业的重组与整合，积极淘汰落后产能，但是阻力重重，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周勤：我国钢铁工业原先的布局结构已经形成了，钢铁业实际上是一个沉没成本巨大的行业。这种行业如果退出的话，造成无法收回的成本过于庞大，涉及到原来形成的一系列的网络，包括培养的一系列专业人士。钢铁业本身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行业，那么多人如果说退出的话怎么安排？现在钢铁行业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原先的从业人员其技术程度已经很难跟上市场，特别是中小钢厂，其技术水平本身比较低，一旦退出，不仅设备完全作废，原来的技术工人，从事十几年二十年掌握的技术全部荒废掉，这些都是巨大的沉没成本。因此从个人、从企业、从政府而言，都不敢轻言退出。
　　
　　为什么兼并一个企业这么困难？首先兼并本身不是简单地把别人收购过来，兼并本身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特别是在现代市场条件下，也就是消除这个区域中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把其纳入自身的发展轨道中。中国钢铁企业兼并重组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怎么减少市场退出以后的诸多问题，就是怎样减少重组成本太高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企业合了又分，分了又合，很大的原因就是兼并以后留下的后遗症非常大。
　　
　　钢铁企业人员非常多，所以兼并以后非常困难，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再加上中国没有很好的保障体系，兼并完了以后工人还是要回来找你的。因为它不是兼并以后就转交给社会了。作为兼并者而言其实是比较惧怕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中国钢铁业兼并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的产权的整合问题，而是整合以后市场、人员、技术的衔接问题。
　　
　　《董事会》：当前主管部门也要求进行大力整合，您认为整合的目的能否达到，需要什么样的整合路径？
　　
　　周勤：从钢铁业的整合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区域性的整合和产业链的整合比较重要。钢铁企业的销售半径是有限的，特别是我们中国需要大量的粗钢，现在除了宝钢的部分产品还能在国际上有一定的水准，其他钢铁企业实际上销售半径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兼并应该是以区域为主。中国现在跨区域的兼并太多了，我个人不太赞成这样的重组兼并。比如华东地区的钢铁厂，应尽量在华东地区兼并，东北地区的，应尽量在东北地区兼并。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钢铁现在内部使用是很大的一块，其中大量的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用在钢铁业的粗加工上，这种情况下市场半径就不能太大，否则运输成本太高，利润非常低，所以从兼并的角度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地区性的兼并。
　　
　　第二个方面，产业链的兼并可能比横向兼并更重要。兼并实际上就三种，纵向兼并、横向兼并、混合兼并。中国企业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同质的横向的兼并非常多，这样形成一种产能自身的扩张，比如我是生产粗钢的，又去兼并粗钢企业，成为产能简单的复制，这个实际上来说很危险，这种兼并本质上来说没有实现技术上的进步。我认为应该利用像宝钢这样的高端企业去兼并那些低端企业，使其真正实现技术上的提升。
　　
　　大重组需要大智慧
　　
　　《董事会》：为什么出现钢铁企业同质化扩张现象？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持续蔓延？
　　
　　周勤：为什么过去我们中国钢铁企业什么都做呢？很大的原因在于，粗钢是保量的，因为钢铁生产没有一定的量是不行的，成本无法摊掉，精钢和高端钢是赚钱的，但是精钢这种东西因为市场有限，不能做太多，做多了以后是要亏钱的，所以就形成这样的市场结构，钢企这样也做，那样也做。所以兼并更大的一个过程是实现作为区域内或者产业内更细致的分工。这是兼并的最本质原因。
　　
　　兼并本身要有战略。不能说为兼并而兼并，就是我刚才说的要考虑你的区域、你的产业。
　　
　　现在的国内钢铁企业兼并很多是政府主导的一种为解决政府的目标而进行的，不是因为企业发展本身需要这样的兼并。这种政府目标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要做大，不管那么多，反正捡进筐里都是菜。追求把企业做大，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总体的战略逻辑，而是希望把企业盘子做大而考量的一个问题，这实际上非常麻烦的。产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完全为做大的话，实际上意义不是特别大。
　　
　　我个人认为，钢铁业不是一个做大的过程，而是一个做精的过程。美国大钢铁厂亏钱，小钢铁厂赚钱，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小钢铁厂采用电炉来做，也就是使用新技术，而且做的是高端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
　　
　　《董事会》：现在钢企整合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对重组起了很大作用，为什么改了这么多年了，政府的影子还这么重？
　　
　　周勤：我觉得这不是钢铁的问题，这是我国所有企业都面临的问题。我刚才说钢铁、化工和纺织是支撑一个地方经济的支柱。我国是一个消费不振的国家，主要还是靠工业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问题很大。中国为什么消费不振，除了保障体制不足外，消费政策和税收政策有问题，地方政府更大的一块是对生产企业征税，所以不愿意把生产企业放出去，如果说从消费环节征税的话，就会促消费而不是促生产，这两个之间逻辑上是不一样的。
　　
　　从税收体制上来说，为什么地方政府反对钢企兼并或者反对压缩产能，还要大上项目？很简单，就是钢铁是税收大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张家港有个沙钢，产值有1000多亿，成为当地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的确有相当大的创税能力，还有就是带动的就业和对相关产业的带动能力等等。
　　
　　《董事会》：您觉得未来中国钢铁产业格局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变化？
　　
　　周勤：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能打破现在地方政府对钢铁行业的干预，那么中国钢铁行业向沿海集中将是一个总的趋势，因为铁矿石主要靠进口，越靠近海边越便宜。
　　
　　此时，从能耗从环境的压力来说，靠近沿海要比靠近内河内陆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真正大规模上产量的钢企肯定会向沿海转移。
　　
　　现在很多中国钢企生产设备运行已经15年以上，差不多到了必须进行更新改造的阶段，市场假如再萎缩的话，再做这样的钢铁没有希望，再这样去做钢铁已经没有希望。
　　
　　尤其是，未来不要以为是钢铁厂与钢铁厂之间的竞争，而是粗钢与废钢之间的竞争。废钢差不多能耗只有粗钢的1/3，而且不再要铁矿石。实际上一个国家的钢铁行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钢铁消耗量是稳定的。中国还没有开始大量淘汰汽车的过程，一旦出现这种过程，废钢会大幅度增加，那时中国不再需要那么多粗钢，粗钢的产量会迅速下降，现在产能规模巨大的企业到那个时候实际上面临着很困难的局面。
　　
　　所以在未来，节能减排肯定会对粗钢的产量会进一步限制，对废钢的使用会进一步优惠，从这个逻辑上来看，中国的钢企兼并主要还是来自市场的压力，来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压力，再一个就是技术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