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獬豸与

西周初期，出现了皋陶以后的另一位重要的司——召公。召公是周公胞弟，受皋陶刑罚思想的影响，常在甘棠树下听讼断狱，百姓。《诗经·召南》甘棠篇反映了百姓对召公的赞颂。“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由于召公（召伯）断狱、司法宽平，所以百姓对与召公有关联的甘棠树也倍加珍惜，足可见百姓对召公的思念。武王死后，召公协助周公辅佐成王，继承和发扬了自皋陶以来备受的“明德慎罚”思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孔子传承周代的礼、德思想，创立学说，其核心思想渊源与皋陶慎刑、宽省、修德的“德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的典籍中，孔子对皋陶有加：“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可见，皋陶的刑罚思想，影响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贡献巨大。所以，后世对皋陶给予了高度评价。东汉王充在《论衡》中称赞“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将皋陶列为古十二圣。唐代诗人皮日修作《咎繇碑》赞美皋陶：“德齐于舜、禹，道超乎稷、启。”唐代甚至追封皋陶为“唐德明帝”，列入庙。

作为司法的象征，獬豸一直受到后世的推崇。春秋战国时期，有称楚文王曾获獬豸，并照其形态制冠，即獬豸冠。《淮南子·主术训》：“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于是獬豸冠在楚国成为一种时尚。“秦灭楚，以其冠赐御史。”秦代的御史主管、纠察官员诸事，并赋有司法职权。将獬豸冠御史，表明秦代者对御史等司法给予了辨曲直、求的价值期望。獬豸作为司法的文化符号，被古代传统社会不断接受和认可，獬豸冠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御史服饰独特而鲜明的特征。隋代獬豸冠只被赋予不畏、监察百官的御史、司隶校尉等监察，唐代凡御史台九品以上的官员都配戴獬豸冠。明清时，御史穿绣有“獬豸”图案的补服，“纠劾百司，辨明，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正是因为御史具有獬豸“不畏，”的品质，才被赋予纠察百司、辨明，甚至提督各道的重要职责。

獬豸在中国古代是传说中的神兽，一般认为其兼有羊和麒麟的外形，头上长有独角。古代对獬豸进行了一定的演化，其外型有向麒麟变化的倾向，则是因为山羊太过朴素，引入麒麟这种瑞兽形象，以振官威之用。麒麟也有角，“状如麕，一角，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正是因为麒麟的角是“样子货”，后世才认为麒麟是仁兽、瑞兽。而恰恰因此，麒麟也失去了獬豸那种嫉恶如仇、分明的“司”性格。所以我们近世对獬豸的，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所谓的威严、体面的形象上，而应该追求其曲直，不畏的执著上。基于这样的价值追求，后世才会将獬豸与司法直接联系起来，尊称皋陶为中国的始祖，獬豸则成为传统司（和检察官）的图腾。

“李”和“理”都是的早期称谓。如果仅仅从“”的称谓变化来梳理，司在黄帝以前尚无记载。黄帝时期司称为“李”。唐尧时，皋陶为“大理”，称谓与具体的历史人物首次相互对应，从此有了具体的形象。虞舜时，皋陶为“士”（或称“士师”），对内惩处“奸宄”，对外抵御“寇贼”，开始从军事官向司过度。夏商以后，“士”、“士师”、“司寇”、“尉”等都被用来指代。但是，关于最初的称谓，到底是“李”还是“理”，则说法不一。

皋陶所处的时代，“首席”不仅是司，也是主要的部落，他兴“五教”，定“五礼”，设“五服”，创“五刑”，亲“九族”，立“九德”，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竹书纪年》载：“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左传·召公十四年》载：“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所做刑法是上古时期刑罚的重要组成部分，皋陶也成为我国传统法制的重要奠基人。《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提出了君子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以“三德”要求于卿大夫，以“六德”要求于诸侯，以“九德”要求于天子。皋陶在司法和政务活动中，特别注重对部落的规范作用，“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逐渐形成了慎刑宽省、注重的“明德慎罚”法制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制影响深远。

上古部落时期，“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社会比较动荡，舜于是命皋陶为“大理”，辅助自己处理部落事务。皋陶作为“首席”，用法宽平，明刑弼教，社会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獬豸。文献中记载：“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司马迁也认为皋陶用法宽省，“民各伏得其实”。皋陶作为“首席”，之所以能够做到“天下无虐刑”，得到部落首领和的一致称赞，主要是因为他的宽平的刑罚思想。《尚书·大禹谟》记载皋陶在处理刑狱时的基本原则：“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兹用不犯于有司。”对于赏罚平等，刑罚不的原则，一直被夏商周三代所继承。“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则与现代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保持了高度一致，与司法“不明确，即无效”的原则具有一定的近似性，是罪刑主义在我国传统中的理论渊源。“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则认为有疑问时一定要从轻，不能从重，宁可有“不经”的失误，也不能枉杀。皋陶“慎杀”的刑罚思想，是对上古时期朴素自然的“天罚”思想的直接继承，皋陶有“好生之德”的，使所有的刑狱、政务都“洽于”，并注重，最终目的则是使人们的行为“不犯于有司”。这与舜帝“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的治世是相辅相成的。

上古时期，氏族部落普遍推崇“天罚”思想，司法活动还具有浓厚的神判法特征。据传，皋陶饲有一只名为“獬豸”的神兽，可以分辨曲直，帮助皋陶断狱。东方朔撰《神异经》云：“獬豸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一名任法兽。”王充在《论衡》中记载了皋陶用獬豸治狱的传说：獬豸“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

“首席”皋陶

“神兽”獬豸

一般认为，皋陶曾经担任的“理”，是我国较早的称谓。但是，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了银雀山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其中《李法》篇记载有黄帝时期“置李官”、“李主法”等语，进一步佐证了《管子》和沈家本关于早期称谓的表述。《管子·法法》载：“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沈家本认为“李者，之号也，总主征伐刑戮之事”。由于刑起于兵，则“总主征伐刑戮之事”的李官，应该是早期的“”称谓之一。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竹简不可辩驳地证明了黄帝时期“置李官”的说法，似乎李官早于理官。从逻辑上分析，即使银雀山竹简可以证明黄帝时期的被称为“李”，也不能反证这一时期就没有“理”的称谓。而从词义上理解，“理”甚至更接近“”的职业本质。“理”本意为玉石本身的纹。《说文》上说：“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我国古代早期将主司法、刑狱的称为“理”、“大理”，将其官署称为“大理寺”，就是遵循的“理”的这一基本含义。现在社会普遍讲“辨法”，还是沿用了“顺玉之文而剖析之”这一基本义理。

古汉语中，“理”和“李”同音通用，均可用于指代“”，这在后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管子·小匡》：“弦子旗为理。”《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司马迁《报任安书》：“遂下于理。”《史记·循吏列传》：“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这里的“理”都指的是治狱之官，即“”。的官署——大理寺，自北齐至明清，也都是中央重要的司法机构。所以，“理”作为的称谓，一直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作为的“李”，虽然少于“理”，但自先秦至明清，仍然沿用。除《李法》篇记载有“置李官”、“李主法”外，《管子·法法》：“皋陶为李”，明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有载：“抚臣大恚曰：‘袁李官（袁可立）廷我耶，岂石氏之无颇？’”清代沈家本作《历代刑法考》：“李者，之号也。”这都说明“李”作为称谓，一直在使用中，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暂称谓。

中国上古历史中，有一位重要人物，不仅与尧、舜、禹一起被列为“上古四圣”，还被尊为中国传统司的始祖，这就是皋陶。皋陶是尧、舜、禹时期的“首席”，是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位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国家学院）

的称谓：“李”还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