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首都贫困带10年脱贫路漫漫 牺牲大量工业

　　10年前的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在河北省开展了一个“河北省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研究项目。项目在规划时有八个课题，包括“消除贫困”、“产业布局”、“生态保护”等。这八个课题影响最大的就是“消除贫困”。也是时任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宋树恩牵头负责的重点，在深入河北农村调研后，他首次提出了“环首都贫困带”的概念。从分布上看，“环首都贫困带” 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一个闭环，而是在北京北、西、南三个方向呈“C”形环布的张家口、承德和保定三市的大部分地区。

　　宋树恩的调研数据，将北京周边成片的贫困地带呈现出来，被课题组划入环首都贫困带的是张家口（全部）、承德（全部）和保定（涞源、涞水县、易县）的25个贫困县。这一贫困带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北京周边县（区）的1/3、1/4和1/10。

　　为探寻课题所描述的这一贫困地带在10年后的变化，长江商报记者选取了位于北京市正西边的怀来、赤城和涿鹿三县，这三个县均隶属张家口市。而在2014年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单上，张家口市下辖的13个县中，有11个名列其中。当初全部划为贫困县的张家口，在10年后已经有1个不在国家级贫困县之列。整体说来，现况令人乐观，发展速度与时俱进。

　　河北省怀来县甘汲梁村，村民田生富家一年的收成都堆积在小小的院子里。远处，贫瘠的山头可看出山多田少是甘汲梁村的长期现状。本报记者 施磊 摄

　　10年前，当“环首都贫困带”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的结论性描述被提出时，曾引起震动。这是一个特殊的地 理分布，指的是北京周边环绕着张家口、承德、保定下辖的诸多贫困县的现象。一般来说，靠近超级大都 市的地方，经济都会比较繁荣，毕竟大都会的经济辐射总会首先带动周边。国内如上海、广州，国外如伦 敦、巴黎。但围绕着北京的河北诸县，肩负着为首都提供清洁水源和生态屏障的重任，重工业外迁导致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减少。

　　今年2月10日，中央总习指出，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 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当前的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为“环首都贫困带”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刘志永是赵家蓬区蟒口石镇雨水村村民。长江商报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涿鹿县城跑的事，想做点生意。

　　今年35岁的刘志永是个“不安分”的农村青年，家里五口人，上有父母，下有一女。他每年在外面做点工程，日子还算过得去。每年地里的收入不多，全村40多户人家，只有人均不到1亩的耕地，地还干旱少雨，没有什么水利设施，只有指望赵家蓬区特有的杏树，靠卖杏增加一些收入。他家算不错的，一年家里能够存上一万块钱。

　　但说起本村的情况，他还是忍不住叹气。“趁着孩子还小，花不了什么钱，都赚点攒着。”这是刘志永目前的想法。他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前些年道路不好，村子在深山里，交通不便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比较传统，所以家家生活都很困难。这些年，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加上有低保和合作医疗等保障性政策，日子已经不像前些年那样困窘。但家里如果有孩子读书，就难以为继了。

　　但同样是涿鹿县的卧佛寺乡卧佛寺村，一个家庭的最大困难却是男孩娶亲。沉重的彩礼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

　　卧佛寺村是卧佛寺乡政府所在地。背靠109国道，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地方。然而相较于其他地方显得陈旧而破败。以至于在逐鹿人眼中，卧佛寺乡成了相对落后的地区之一。

　　“我们这里生活还可以，年轻人一结婚就都到城里买房去了，守在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基本都是老人。”在卧佛寺村做饭店生意的罗老汉告诉长江商报记者。

　　他有一儿一女，老大是女儿，已经成家。儿子还在上学。去年，村里统一规划建起了一个广场，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租用广场内的一处复式楼做饭店。租期为30年，租金加装修共计18万元。夏天罗老汉到北京打工，他妻子一个人打理生意，忙的时候就叫女儿回来帮忙。

　　“你能想象我们这里娶个媳妇要多少钱吗?”他反问记者，“基本上现在年轻人结婚都要在城里买个房子，还要有‘三金’（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七七八八算下来就要四五十万了，年轻人都有钱，穷的是父母。”

　　礼金的支出也让罗老汉头疼不已：“去年（2013）算少的，一年6000多元，前年和大前年都是1.4万元。”

　　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不同，罗老汉显得更加积极和乐观。他家曾经有17亩口粮地，为了响应政策，保护北京的环境，退耕还林了。每年每亩地给他们90元的补偿款。但这并没有阻挡卧佛寺乡致富的步伐。政府鼓励村民嫁接杏树，每年杏仁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种田的收入。

　　1月26日下午4时，记者从赤城县城赶往马营乡，起先的十余公里都是平坦的省道，但拐到通往马营乡时，路已经变成坑洼不平的乡道。大约颠簸了几公里，约下午5时许，几排凋敝破旧的灰色土屋呈现在眼前，土屋民房多冒出袅袅的炊烟。零下18℃的严寒，使得这几户人家门栓紧闭，呼啸的西风下，记者费了很大力气才敲开了村口由破木板围笼的一户土砖屋，连灶的烟囱和火炉的烟囱都在冒烟。不大的院子里有几十只羊和一只狗。

　　房间里被热气笼罩着，灶台的锅里烧着热水。屋子玻璃窗残缺，用白布和塑料布填补漏缺。正屋里，火炉上的小锅里是胡老汉的晚饭——白水煮挂面。没有油星儿，也没有其他配菜。房间里凌乱不堪。

　　胡老汉并不是本村人，他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孩子们都在城里，老伴儿去看孙子了，我一个人没事儿干就在这里找间房子养羊了。”

　　他的家原本住在马营乡另外一个村子里，这几年，随着年轻人外迁，村里已经没剩几户人家了。胡老汉家也搬了出来。废弃的村庄在马营乡并不少，胡老汉说，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加上干旱缺水，有些地方吃水都成了问题，人们陆续都搬走了。

　　胡老汉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三年前正是羊价高涨的时候，他开始养羊。但2012年，羊价突然大跌，原本一只六七百块钱的羊一下子降到了两三百元。胡老汉舍不得卖，就继续养着，结果今年羊价更低，如果出手还是赔钱。

　　胡老汉说，几年前，红土湾原本有七户20多口人，如今只剩下7个男人留守，除了外来的胡老汉，本村人只剩6个男人。年轻人都去城里安家了，女人们也都跟着子女出去看孩子去了。

　　在胡老汉的介绍下，记者又拜访了一直在本村务农的58岁的尉老汉家。尉老汉家干净而整洁，房间里只有一张临窗的土床和一台放置电视的大柜子。没有衣柜，被子整齐地码在土炕的一头，老式的大柜上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那是2005年买的，这也是尉老汉唯一的精神生活。电视信号不好，院子里摆放的“小锅儿”是电视信号的接收器。

　　院子西边堆放着大约一万斤的玉米棒子是他一年的收入。“今年收成好，亩产有一千斤，一般情况下也就五六百斤。”他告诉长江商报记者。由于缺水，种地基本都是“靠天吃饭”，全村只有一口机井，只能维持饮用。今年雨水大，所以收成就好些。

　　虽然算得上丰收了，但尉老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这些玉米换成钱，“到了春天脱了粒后就收着，什么时候过来收粮的就卖了。”

　　他有两个女儿，如今大女儿已经成家。小女儿还在外打工。他年龄大了只能在家种地。村子里的地有的是，只是全部靠人力，也不会种得太多。在两个孩子还在读书的时候，尉老汉每年都要在农闲的时候到北京打工贴补家用。

　　“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但不能和城里比，那还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咱农民就这个样子，今年收成不好，吃个馒头就着咸菜也能吃饱。收成好了，就多炒两个菜。”

　　每天凌晨3点钟，69岁的田生富就要起床了。屋后牛棚里的三头奶牛还在等着他挤奶。到凌晨5点钟，他的妻子王佳美起床熬点小米粥，吃过早饭后，老支书开着三轮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把奶送到30公里外的奶站上。王佳美将三头奶牛牵到棚子外，打扫卫生。上午9点钟田生富回来，开始拌料，打理三头牛一天的吃食，下午3点再次挤奶，然后再送到奶站。这就是老两口一天的生活。养奶牛基本上是家里主要的增收来源，但是非常辛苦。

　　他们的家住在河北省怀来县土木镇甘汲梁村。土木镇是明代著名的“土木之变”的发生地。在县城问起本县的贫困地区，多有当地人指引说，可以去甘汲梁村看看。

　　甘汲梁村地处河北省怀来县北部山区的一个山梁上，位于土木镇政府西北方，距镇政府所在地7公里。但这7公里需要盘山而上，很不好找。几次向当地人问路，听说记者要去这个村子，都面露诧异之色。

　　田生富曾经多年担任甘汲梁村村支书。问起村子的情况，田生富可谓如数家珍，张口即来：全村土地面积（包含荒山荒坡、耕地）1800亩。辖89户196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54人，占全村总人口的78%。全村基础设施薄弱，贫困面大，是远近闻名的特困村，二十多年前群众生活水平一度徘徊在温饱线上。村里的老辈人曾说“甘汲梁，甘汲梁，就是干脊梁——没肉！”顾名思义，村里除了黄土地，一穷二白。没水、没电、没路，祖祖辈辈靠天吃饭， “山上没有树，下地没有路，庄稼就像兔子毛，种上一斗收半瓢。”这是对过去村民生活的生动写照。

　　1989年，田生富当选甘汲梁村党支部。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村里的一口井装上设备。村民再也不用到山下取水喝了。而在此之前，山梁上的村民生活吃水都只能长途跋涉到山下，用担子挑上来，这是村民们祖祖辈辈的必修功课。

　　“还是党的政策好，你看现在路也修上了，出门也方便了。以前不行，夏天看见天上有云彩了，要出门的就得赶紧走。赶上下大雨，一耽搁就是几天。”王佳美告诉长江商报记者。2006年甘汲梁村实现“村村通”， 标准化水泥路解决了村民进城难的问题。

　　王佳美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但也时不时地提及那些年的苦日子。尽管田生富是村干部，生活条件相较于其他人家已经很好，“大儿子学习好，二儿子考虑到家里的困难就放弃读书了。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每天中午只能吃冷了的干粮。四个孩子中，除了大儿子读了大专，其余的孩子也都读到初中毕业，但那些年，总是少不了亲戚邻里的接济。”

　　如今，田生富家的四个孩子家的生活都还算不错，王佳美指着照片里的儿媳妇和姑爷给记者介绍属于孩子们的小日子，两个孙女乖巧可爱，王佳美喜不自禁。

　　尽管如此，田生富和王佳美心中也有一个打不开的结。田生富在任上为村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引进了一个垃圾处理厂——怀来县玉洁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当初规划的时候，垃圾处理的方式是填埋式。挖个大坑，埋一层垃圾填一层土，没有味道，也不会影响全村人的生活。”田生富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儿就动员村民同意了。

　　这个决定让田生富后悔不已，说好的填埋式的垃圾场变成了地面堆积，“夏天顺风的日子，味道熏得人头疼，苍蝇满屋飞。几户当初因为建垃圾场拿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还没什么话说，大多数村民因为对垃圾场的不满难免会埋怨，听着难受。”

　　从甘汲梁村出来，绕过2公里的山路，在荒芜的大山里矗立着一个二层楼的小楼房，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的办公楼。不远处垃圾堆积成山，周围已经堆积成山的垃圾则用黑色篷布覆盖，中间的新垃圾则用机器整理压平，每天从怀来县城里运来的生活垃圾就这样堆积在这里，红红绿绿的废弃塑料袋随风起舞。

　　当初规划的时候，垃圾处理的方式是填埋式。挖个大坑，埋一层垃圾填一层土，没有味道，也不会影响全村人的生活。但说好的填埋式垃圾场变成了地面堆积。多数村民难免会埋怨，听着难受。

　　河北怀来县甘汲梁村每天要消化从县城拉来的大量生活垃圾,堆积式垃圾处理场味道熏人，村民满腹怨言。本报记者 施磊 摄

　　在深冬的严寒中，记者在北京以西100多公里的山沟里钻进钻出，周围是燕山余脉，多数是几乎不长任何植被的“干脊梁”，裸露出泥石的本来颜色。但即使在生活最为窘迫的地方，也没发现有曾经在其他新闻报道中讲述的极端赤贫。

　　在所走访的怀来、赤城和涿鹿三个地方，人们普通都办有低保，100元一个月。在农村地区，也能维持温饱水平，这些都与中央和当地政府多年来在扶贫上不懈的投入和努力分不开。只是把他们与离此仅两三小时车程的京津这样的大都市相比，其落差才让人感觉有点适应。然而，长江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已脱贫地区，多年来却为保障京津重要区域的水源质量和环保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不该也不应被我们忽视。

　　一路走来，记者感知着这百余公里间生活的人们“物质拥有量”上的差异，更鲜明的差异却体现在“年轻人拥有量”上。这些紧邻北京天津等大都市、有城市打工选项的农村地区，年轻人多不愿坚守在家，很多姑娘们将外嫁更富裕的城市视为改变命运的捷径。

　　上述现象确实是近些年频繁发生。为此，在本地经济的振兴上，国家各有关部门、当地的人们和各级政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的是达到就地扶贫、就地致富。如果不能将年轻人留在家乡致富，无论怎样的扶贫都很难持续。

　　记者看到，在怀来甘汲梁村，在赤城红土湾村，在涿鹿县城碰到的赵家蓬区雨水村的后生刘志永，甚至已经颇有家境的涿鹿县卧佛寺村做小餐饮的罗老汉，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是把在外打工做为解除和缓解生活压力的必选项。

　　可以说，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是这些仍在生存线上生活地区的“标准配置”。越是年轻人少、老年人多的地方，其生活水平基本可以确定是最差的。

　　据甘汲梁村的王佳美说，早些年日子实在太艰难，多数人家生了孩子都只能供他们上三两年学，认得几个字，就要帮家里干活，解决家中的困难。像她和老支书夫妇把四个孩子都至少供到初中毕业，还有一个考上大学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当时也是咬牙硬挺。然而这些没受过太多教育的村民到城市去打工，又能做什么高技术含量的活儿呢？多数也就是在建筑工地做简单的小工。

　　对于打工的人说，临近大城市当然也还是优势。赵家蓬雨水村的刘志永说，在他们那儿，光去北京打工的就有180多人，占到出外打工人数大约百分之七八十，其余的也有去天津的。

　　事实上近10年来，国家在修路等基础建设上的高投入还是对这片曾经贫困连片的地区改善很大，像赵家蓬这样的山区，没有路几乎就很难出来。而村村通也让很多如甘汲梁这样的偏远山村至少通上了泥土路。

　　张家口赤城人常说，“京城一杯水，半杯源赤城”。这里自古是北京的重要水源地。无论是赤城，还是其他为了保障北京生态安全而体现责任和大局意识的地区，为了北京的“半杯水”，他们坚守着京北的绿色，进行着脱贫的努力，但“幕后英雄”也承受着幕后的贫困。随着这几年各方的努力协调，这些地区的付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应地也得到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补偿。虽然，这些补偿还只是在初步阶段。

　　“把风沙挡在河北，把清风送给首都，把清水送给首都，把污染留在河北。所以我们呼吁，国家应该为我们所做出的奉献给予一定的补偿。”2012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举办的“2012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时任河北副省长宋恩华曾说了以上这番话。

　　为了保障首都的环境，临近的河北省近些年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客观上确实拉大了两地的发展差距。河北省发改委的一位工作人员举了一个例子，“20年之前北京延庆的好多姑娘都嫁到我们张家口赤城县来，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相反，我们赤城的姑娘都纷纷嫁到延庆去了。”这位工作人员解释张家口赤城县近年来为何与北京延庆差距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张家口市作为北京上风上水之地，作为北京的水源地，很多工业都被限制发展。

　　而宋恩华表示，“我们为了给北京送去清洁的水，所有滦河、拒马河两岸的企业两年前就全部关掉了。如果张家口不把这些企业关停，现在的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绝不是如此。”历史上，张家口的工业基础不错。根据资料，20年前，张家口工业水平在河北省能排到第四位，是个工业强市。然而，为了保证北京水源的干净，张家口陆续停掉了大量工业企业，比如造纸、化工企业。

　　为表明挡风沙、涵水源对于当地经济的影响，张家口一位官员曾私下跟某媒体抱怨，16年以来，张家口为了保证给北京供应清水，共计停产相关企业324家，取缔企业486家，其中包括宣化造纸厂这样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大企业。

　　北京的生态环境安全，和国家整体的环保政策，都需要作为屏障的周边地区做得更多。在关停工业企业的同时，张家口近些年还推进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如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以及首都上游“稻改旱”工程。

　　资料显示，这些年来，张家口市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到500多万亩，这个面积相当于张家口36860平方公里面积的10%以上。同时由于工业企业关停，后续的产业没有跟上，张家口一度经济总量排到河北省倒数后三位；这几年经过努力，目前其排名在河北11个地市中的排名依然为倒数第4位。与北京相比，张家口的人均收入差距更大。2011年，张家口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640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54元；而2011年北京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90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4736元。北京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张家口的3倍多。河北的官员私下表示，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张家口一个地方，北京北部的承德市也是如此。

　　与退耕还林或还草同时实施的还有“稻改旱”，即把种水稻的地恢复旱作。这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付出的是改种带来的收入损失。赤城县红土湾村的尉老汉说，种水稻的产值比种植玉米要高近一倍，虽然有补贴，但收入还是受到影响。

　　2006年10月11日，京冀两地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确定北京市按照每年每亩450元的标准，补偿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稻改旱”农民。其后，这一标准提高至550元。依照这份合作文件，京冀双方还共同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双方共同规划密云、官厅上游生态水资源保护林建设项目，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十一五”时期北京提供部分建设资金，重点支持河北丰宁、滦平、赤城、怀来四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并根据实施效果，支持河北省逐步扩展保护林范围。

　　（上图109国道北京段，下图109国道河北段）109国道京冀交界处。同是一条国道，河北界内的路冰雪凝结，北京界内的道路则清扫洁净。将两地路况的差异归结为治理水平差距是不公平的，至少是不准确的。造成差距的其实是两地迥异的发展阶段。本报记者 陈玥辛 摄

　　目前，有关媒体报道和“环首都贫困带”概念，均来自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0年前一个课题组课题。2015年1月21日下午，经过辗转联系，长江商报记者专程赶到石家庄，拜访了课题组当年的牵头负责人——已退休多年的河北省科学院研究员宋树恩。

　　宋老今年已经76岁高龄，说到“环首都贫困带”，宋老爷子一副颇有苦衷的样子。在他看来，此地区之所以贫困，且一直不易脱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缘于近些年为了保障北京的生态安全，需要周边的地区做出相当大付出，对京畿重地的充分保障一定程度上是硬性的，也是必须和值得的。他同时认为，中央应看到这些地方对北京的贡献，加大产业转移和生态补偿力度。

　　宋树恩：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在河北省开展了一个“河北省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研究项目。项目在规划时有八个课题，包括：“消除贫困”、“产业布局”、“生态保护”等。这八个课题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消除贫困”。

　　这也是我第一次深入河北农村进行调研。通过调研，我发现河北省临界北京的一些地方穷得难以想象。在康宝县的一个农村，一家五口人的全部家底不到500元，还有吃不饱的现象存在。在调研项目结束后，我提到了“环首都贫困带”的概念，这是以前没有的提法。

　　宋树恩：我们在调研中也探寻这的贫困形成的原因。张家口地区的情况是北山区，南平原，但少田少水，有山有沙漠。有一个村子叫铁营子村，2005年以前人均是60亩地，主要种植玉米、莜麦、土豆、蚕豆等。但当地村民依旧吃不饱。到那儿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里的人种地，不犁地、不耕地、不施肥。甚至连农具都没有，完全靠天吃饭。春天的时候，往荒草丛生的地里扬种子，然后就等着秋天收割了。有些种子撒到地里后，就被麻雀给吃掉了。没吃掉的就要看“天儿”如何了。如果多雨年头就会多产点，“种一年管十年”。若是干旱少雨的年头，基本就是颗粒无收了。

　　宋树恩：对这一地区来说，贫穷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我们的研究报告发布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考察坝上，支持改善这一地区的生活情况。于是亚洲开发银行在坝上做了个5年试点。在高原地区贫困最集中的7个县，每县一个试点村，一个村一个脱贫小组。脱贫组拿出具体脱贫方案。

　　对于铁营子村脱贫组建议是，平均每人5亩土地，剩余的土地村里收回种草。支持打井，种水稻，精耕细作。于是村里打了3口井，每口井能解决400亩水浇地的问题。观念转变以后，村民能吃饱了，也同时增加了林地和草场。

　　宋树恩：没错。人多地少不贫困，土地承载不了人口数量时，人自然就会去寻求别的出路。比如，外出打工，收入自然就增加了。而往往人少地多才容易贫困。

　　比如，自2006年村村通工程实施之后，这些地区用水急剧增长。水浇地规模扩大，养殖业的发展也对水的需求开始增加，这就严重影响了北京的供水。于是水利部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环首都地区用水措施。比如，每逢汛期，限制张家口上游地区水库蓄水。后来干脆让上游水库开闸放水，凡是张家口地区的高耗水项目审批都非常严格。为了维护北京的环境，要求耕地坡度大的地区退耕还林。这一系列政策，导致张家口地区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由富返贫的情况。

　　宋树恩：是啊。比如说密云水库。1958年，为解决京津冀三地区的吃水问题，三地区共同分担建设密云水库，费用各担1/3。1959年开始蓄水，到1969年的时候，北京市的饮水出现问题，经水利部协调，天津的1/3转给北京。十年后，河北的1/3也给了北京。

　　宋树恩：相较于十年前，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较大转变。这几年，河北省也出台了大量的扶贫政策。比如，“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区”。对承德、太行山、张家口三个片区的扶贫工作施行了八项措施，从产业、教育、交通、村民建设等方面进行帮扶。另外，河北省也在出台相应政策，鼓励贫困县脱贫摘帽子。去年已经有7个县摘了贫困县的帽子。

　　但相较于其他地方，这些地区依旧很贫穷，中央应该看到这些地方对北京所作出的贡献，适时地对这些地区进行“反哺”。北京应该带动周边这些地区的发展，转移一些高智能的，例如航天工程、高铁配件等。改变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贫困地区的发展，并实施对口支援。另外，也要合理进行生态补偿。

　　因为地少、天旱、风沙大，张家口的大部分地区戴着贫困的帽子。很难想象，同样是这片土地，在四五千年前，却是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和浅耕的好地方。这里甚至是华夏始祖黄帝的建都之地。记者走访“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贫瘠乡村途中，在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无意间看到了传说为黄帝建都的遗址。

　　北国的高远蓝天下，记者看到的遗址所在地如今已经重新整修。气派的“三祖殿”里，供奉着中国初祖黄帝、炎帝和蚩尤的牌位。据称，所留遗迹遗址历经五千年的风雨剥蚀，在涿鹿境内20平方公里之内，保存尚好。

　　据史料记载，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在涿鹿一带生活、劳作、征战、融合、建都立业，经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据《史记·五帝本纪》），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团结、大统一，开创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涿鹿之战，是距今约40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跟北方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涿鹿之战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涿鹿之战后，华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方圆数千里慑于黄帝威严，各宗族安分守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样就使得中原及其四方趋于安定。因而各宗族活动的地域便相对固定下来。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使得氏族成员由游猎为生逐步转向稼穑为生，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显然，在几千年前，这块土地是一个适宜耕种的好地方，以至于引发各部族多次争夺战争。记者看到，此地地势宏阔，重建的黄帝城错落有致，轩辕湖冰雪如鉴，周边高大的白杨与松柏树森然而立，与周围不远处荒凉的景象确有不同。当年，这是属于农耕的黄金时代。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和社会发展中农耕生产占比的下降，聚居生活的重心已经渐渐变样，虽然地理距离只有短短的百余公里。

　　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如今的贫困地区，曾是当年华夏建都之所和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黄帝建都遗址所在地，气派的“三祖殿”里，供奉着中国初祖黄帝、炎帝和蚩尤的牌位。本报记者 施磊 摄

　　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如今的贫困地区，华夏建都之所和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图为黄帝建都遗址。

　　几千年前，这块土地是一个适宜耕种的好地方，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和社会发展中农耕生产占比的下降，社会重心已转移到相隔百余公里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