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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各地收容遣送站将转变为救助站。在收容遣送即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的时候，各地原有的收容遣送站正抓紧时间进行全方面改造。

　　记者：这是原来每个收容遣送站都必备的监视器，现在我们看到它们已经被蒙上了黑布，过几天将被全部拆除。这些铁栅栏也在全部拆除的行列，原来收容站每个房间的锁，从房间里面是打不开的，现在已经换上了新的锁。

　　今天，全国一些省市救助站站长已经到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讨论《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面对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跨越，他们实践中都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这些站长的担心和困惑，将来就很可能会变成《救助管理办法》实际操作当中面临的难题。那么，现在应该如何消除这些困惑，让《办法》真正能够得到执行，让真正需要救助的群体感受到制度的进步呢？

　　随着收容遣送制度取消，这些天来，全国各地的收容遣送站都陆续摘掉了牌子。对他们而言，需要换的当然不仅仅是门口的一块牌子，更多是要清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收容色彩，改造成为流浪者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而按照什么标准去改造，成为它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

　　十几天前，西安市收容遣送站的牌子被这里的工作人员摘除了，数十年的西安收容遣送工作开始正式隐退，强制遣送的工作内容在8月1日也随之被温情救助所代替。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收容遣送”到“救助护送”，西安市救助站换的不仅仅只是牌子。

　　记者：这里是个优美的地方，有鲜花,有绿草，还有漂亮的楼房，但是这里既不是公园也不是宾馆而是将于8月1日正式启动的西安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

　　这个救助站就是经过改造的原西安市收容遣送站，当记者来到这里时发现，原来的牌子已被摘除，原有的收容人员已全部被遣返，这些铁栅栏也将在几天后被全部拆除。党文善站长告诉记者：如果和那些被停用的算在一起，他们就要白白损失掉130多万元。

　　党站长说这个大局就是必须按照民政部的要求彻底消除监所模式痕迹。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在现场，记者看到原来各楼层之间限制人员自由走动的大铁门已被拆掉，每个房间的门锁也由从外面控制变成了从里面控制，而对这些过去用来运载被遣送对象的警车，他们过几天也要进行改造：一是要清除车内的铁栅栏，把公安牌照换成地方牌照；二是要变颜色，让它看着不像警车。

　　为了保证救助站能在8月1日正式启动，目前他们只能按照他们西安的实际情况做相应地改造。比如被救助人员的伙食标准将由过去的3块变为6元，由一天2顿变为3顿，人均居住面积也由过去的不足1平方米扩展到了3平方米，过几天他们还要为每个房间挂上窗帘，装上暖气和配备电风扇。为防止蚊虫叮咬，救助站还特地为每个被救助者的房间按上了纱窗。

　　除此之外，仵国典副站长还说，届时各管理科室的名称也要改变，比如“收容审查科”将被改为“接收询问科”，“管理教育科”将被改为“护理管理科”，“遣送安置科”将被改为“护送科”。管理模式也随之由过去的封闭强制型改为开放服务型。被救助者只要符合条件就会来去自由并不收任何费用。

　　仵副站长：过去我们站里说话比较生硬，比较大胆，骂人呀、打他呀，有时候甚至拿脚踢，现在就要由管理变服务型，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态度肯定要好，至少要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姐姐弟弟一样对待 。

　　采访中，王晓军副局长告诉记者：改造救助站，目前他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论硬件，他自己认为西安救助站的条件目前在西部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由于国家目前对救助站还没有一个详细统一的建造标准，现在他也不好说他们这个救助站到底是合格、不合格还是超标了。

　　记者：6月24，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和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待遣分站的两块牌子从我身后的大门上摘除了，而新的救助站也即将投入建设。

　　站里多年来第一次显得空空荡荡，待遣分站的肖遵石站长告诉记者，他们也正准备利用这个时期对将来被救助人员的宿舍进行彻底的改造。

　　肖遵石（原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待遣分站站长）：铁门改为木制的门，铁窗改成有不锈钢的，带有玻璃的窗户，另外在大厅里面，设一个34寸的彩电、地砖全部打掉换成防滑的一种地砖墙壁全部贴瓷砖。

　　深圳市规划设计局工作人员：一周时间把方案定了，定了以后呢，跟收容站把这个问题再讨论一下，确定方案以后我们可能再用一周时间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搞定。

　　除了住宿条件的改善之外，深圳市救助站也为将来的被救助人员建立了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原本只为站内职工开放的健身房、台球室、阅览室、歌舞厅也都将进行全面的扩建、改建，并向被救助人员开放，甚至连救助站门前刚建成不久的一个正规网球场也将成为这些被救助人员的活动场地。

　　钟关健（原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副站长）：本来是职工用的，通过改造准备向救助人员开放，从而丰富他们的文体生活。

　　《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出台之前，很多城市都像西安、深圳这样尽可能地提高救助站的改造标准。可是，各地的救助站有必要按照这么高的标准建设吗？新的救助站会不会成为一小部分人吃白食的地方呢？

　　和西安、深圳相比，广州市对原有收容遣送站的改造进展更快，虽然新的牌子还没有挂上，但是那里已经在《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之前，开始接收求助者。

　　记者中午12点来到广州市原收容遣送中转站的时候，这里旧牌子摘掉的痕迹清晰可见，而新牌子要到8月1号才正式挂起来，但是，整个单位已经开始了救助工作。记者到的时间正是被救助人员吃饭的时间。

　　冯绍裘站长告诉记者，三餐中两餐有肉是基本要求，救助者不用花钱，不用劳动，每人每天8元钱的伙食标准。记者粗算了一下，目前救助站里的被救助者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就要上千元钱，一旦对什么人无需救助不予界定的话，很有可能会人人员大量增加，目前6月份比5月份主动求助的人员已经增长了2.5倍。这个支出救助的制度刚刚开始，数字现在还是没办法统计出来。

　　每个求助者免费吃住，每人一套洗漱用具，这还不是最花钱的。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救助办法，对待求助人员要提供五种帮助：提供卫生合格的食品；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在站内突发急症的及时送医院治疗；帮助他们和家属或单位联系；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或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这些现在都对救助站提出了新课题。记者看到，几乎所有的求助人员都在救助要求上填写：要求回家。虽然国家颁布的新的救助办法中，仅要求救助所提出了提供“乘车凭证”，但是，目前由一个地区的救助所提供单纯的文字凭证根本不可能让求助者乘车，乘车凭证只能是花钱买来的车票。这位偶然进入镜头的工作人员，正准备送流浪儿童回家。

　　工作人员：你知道这情况了啊，一路上饭我来负责，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听到没有，我姓郭，知道吧。

　　工作人员：为了安全，这孩子他还是儿童，未成年，路上时间很长，将近20个小时，主要是为了他的安全，互相照应一下，买饭了，具体办些什么事。

　　三个人送一个儿童，还要给被救助者每人每天30元的伙食补贴，这样下来送这一个儿童回家，救助所至少要花费2500元。

　　工作人员：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大概一个人平均支出600元左右，花在他身上的包括路费、生活费以及在站里的一些费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求助者在6月28号申请救助，他因为不愿意参与非法，被坏人打断了两根肋骨，来救助站当天，他被送到白云区医院，几天来救助站已经为他抵押了四张额度均为999元的记账单，虽然国家要求：一旦发现急症患者要立即联系医院治疗，但是病人的家属迟迟不来领人交医疗费，救助站只能先垫付。

　　除了这个求助者，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恰好看到有的人直接将病人送到了救助站，最后也送进了白云医院，救助站又成了医疗费的承担者。

　　工作人员：很现实，病号多了知道我们全部是国家负担他们的治疗，人家就会利用这种情形，就会过来求助，其实意思也想来治病，个人的负担转嫁给救助站了，所以我们很难避免的了。

　　在救助站，冯站长介绍说，虽然目前救助的人数还不多，但是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一种认为救助站可以免费吃喝送的错误观点，究竟将来需要多少钱，站长冯绍裘的心里完全没有底。虽然国家的说法救助费用是地方财政支付，但是究竟该支付什么费用，一共能给多少，目前国家颁布的救助办法只是草案，没有细则。

　　管理人员：他们也都是劳动力，都是身体比较好的，都是来想找活干。到广州找工作后来丢失钱粮的这样比较多。

　　这样的人又该不该救助站来救助呢？这位老人说话和行动不便，也不是广州市人，不知被什么人送到了救助站，工作人员只能是暂时照顾他并慢慢的打听他的家庭住址。究竟什么样的人该救助，冯绍裘认为眼下还很难界定。如果任何人表明自己没有钱不能解决吃住就进行接收，这个标准显然偏低。毕竟，救助站不是福利院。如今已经有人利用救助站来为自己省钱。

　　工作人员：工作之中也发现有个别人带有现金进来，要求求助的也有，我们就劝告他不属于救助的对象不予救助。

　　管理人员：目前情况只能这样。因为管理的细则没出来，哪种人予以救助，哪些人不予以救助这个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们工作就好开展了，第二个，经费要保障。

　　记者在救助站看到，无论是做饭送饭，还是打扫卫生，都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自己工作，而这以前往往是收容人员的活，由于目前整个广州市的救助站工作人员超过了700人，随着收容站改成救助站，工作人员可能会严重超员。同时，救助的人员额度目前只能最多在数百人左右，这使得工作人员如何调整和以及救助场所的扩大和缩小都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断增加的求助人员的如何妥善接收，是眼下头疼的问题。

　　现在离《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各地在实际救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我们的记者进行了梳理，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钱从哪来？救助对象如何界定？救助标准是什么？救助的时间应该有长？救助站应该建成什么样？等等。针对这些新问题，我们记者也与民政部取得了联系。据他们讲，关于经费的问题，他们正在跟中央财政争取，但能否争取下来目前还是未知数，而救助管理新办法将把哪些人界定为救助对象，我们从参与研讨《救助管理办法》的代表那里了解到，有下面三种人可能获得救助：一种是生活无着且自愿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另一种是生存遭遇危机、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特困人员（包括外来探亲、务工、访友、旅游等人员）；还有一种流浪儿童。

　　但是怎么来确认这三种人，也是救助站面临的难题。明天，民政部将组织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救助站的负责人在北京讨论新救助办法的实施细则。我们还了解到最新的消息，7月下旬民政部还将实施细则展开全国性的研讨。以保证8月1 日新办法的正式实施。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如何实施社会救助的呢？

　　记者：我们知道印度和我国一样，同样是发展中国家，那么据你了解，在印度流浪乞讨人员问题严重吗？

　　中央电视台驻印度张讴：应该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许多社会问题十分近似。但是这个两国的体制和文化差异比较大，所以对于类似的问题处理方法也不太相同。印度各个城市的严重问题主要是贫民窟问题，贫民窟里的多是来自贫困乡村，一部分人来到城市里当廉价劳动力，他们的收入只能填饱肚子。另一部分人靠拾垃圾和讨饭被印度每年热死和冻死的这些问题不是收容所就能解决的，所以印度没有收容所之类的这些机构。

　　张讴：这个问题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他们主要是集中在路边，只要车一停下来，他们就是敲打你的窗户要一些吃的东西，他们晚上住在桥下面，看样子是非常凄惨的。

　　张讴：印度政府中有社会福利部，它们这个部门主要是负责管理低种姓少数民族残疾人和街头乞讨者。1998年这个福利部更名为社会正义与权利部，除了负责原来的事务外，还负责动物福利。印度政府部门主要是负责政策制定，但是资金有限，所以政府采取不了什么具体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这些流浪人员的生活又该怎么办呢？真正的慈善救助是由宗教组织来完成的，印度是一个宗教大国，80％的人信仰印度教，其他人信仰锡克教、耆纳教、伊斯兰教和教这些宗教组织，主要是定期施舍粥饭，几乎形成一种习惯了，每个星期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寺庙里都要来一些帮工，定期发放水果和食品，每人一份，发完为止，由于受宗教影响，这些流浪汉的犯罪率并不高，也不会影响社会安定。但是贫民窟却成了阻难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中央电视台驻美记者：我现在就在美国纽约的一个无家可归人员的救助站，这个救助站共救助了410个无家可归的人。在美国救助站是分为这样的，男性 、女性和家庭三种形式。那么现在观众所看到的这个收容站收容到的这410个人都是男性。在全美国都有救助站的这种体系无家可归的人来到这里，救助站的人会给他们提供住宿，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帮助解决，帮助他们回到社区。

　　屈小平：管理这24家的收容机构的派克先生告诉我们，在美国有350万的无家可归的人，其中有135万是儿童，那么像现在这样的机构。在纽约是有500家，最大的可以容纳1000个人335个家庭，最小的只能容纳十几个人。

　　记者：人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家可归而需要帮助，比如有的人有精神健康问题、吸毒问题和嗜酒问题还有教育方面、父母领养和儿童照料方面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救助站的情况。

　　屈小平：这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床，也有自己的保险柜，除了生活设施、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之外，它们还有图书馆 、医务室 、阅览室，还有计算机房 、健身房等等这种学习场所，还包括宗教活动的场所也都是相配套的。

　　屈小平：美国的收容救助制度是这样的，它分两块、两种形式，一个是由政府资助的，一个是由社会各界捐资资助的。政府资助包括联邦政府 、州政府，还有市政府的资金的投入，社会的捐赠这块就包括慈善机构、教会以及一些个人、企业社会的一些团体等等。

　　屈小平：派克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对我们说，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资金缺乏的问题，因为他要为这些无家可归的收容的救助的这些人员提供越来越多的更好的、 优质的服务，那么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的注入。那么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困惑和挑战也就是资金来源的问题。

　　看来各国都面临缺钱这样一个难题。而我们最担心的是，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一些地方一时的矫枉过正，反而会让一项好的制度难以为继。

　　救助管理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给真正需要救助的人雪中送炭，但又不能养懒汉，给不劳而获的人吃白食的机会，否则，这项制度的实际作用无疑将大打折扣。那么，应该如何设计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我们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周汉华先生，他一直在关注我国收容制度的改革。

　　记者：我的同事调查了几个正在建设的救助站，发现有的救助站建得标准非常高，个别的甚至可以用豪华来形容，那么在你看来我们的救助站应该建成什么样子？

　　周汉华：我们的这种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水平我认为应该是低于三条社会保障线的保障水平。那我们现在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保障水平实际上是非常低的。据我所知很多的在低保障状态之下的家庭或者说人口他们甚至吃肉都成问题。我想用这个标准来说，如果把一个救助站修得像一个宾馆一样，那显然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

　　周汉华：一个就是它和我们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不协调，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现在是下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三条生活保障线，这还只是在城市。那么在农村的话我们连基本的治疗保障制度都没有，所以这时候如果在城市建一些超豪华的或者说超标准的一种救助站显然会使在其他的保障制度下的人群蜂拥而入，最后我想可能愿望非常好，但是最终这样的救助站可能会不堪重负。

　　记者：但是也有人很乐观地认为被救助的人数将会大大减少，因为在将来被救助的人群中不再包括三无人员。

　　周汉华：我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因为对于现在的《救助办法》来说到底是由哪些人构成，这个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准，当然不会有三无人员，这是肯定的。但是你怎么能够认定谁不是流浪乞讨人员，不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呢？

　　记者：事实上我们的记者已经发现，现在就有很多被救助的人员不愿离开救助站。如果他们选择长期留在救助站是可以被允许的吗？

　　周汉华：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虽然这个救助办法规定是临时性的措施，但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现在从《救助办法》里面来说没有什么非常具体的对这种行为加以解决的一些手段，不断对一部分长期居留不走的。而且如果因为救助标准比较高来吸引大量的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员，本来不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也涌向救助站，我想救助站也会面临不堪重负的后果。

　　周汉华：我想这个担心是有合理的根据的，尤其是考虑到地方财政现在普遍比较吃紧的现状，尤其是考虑到一些局部的地区可能这样的担心是非常现实的。

　　记者：其实现在不光是救助站担心人满为患，很多市民也在担心废止收容制度之后可能会给城市治安带来一些问题。

　　周：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流浪乞讨人员实际上对流浪乞讨人员的规制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那么许多国家甚至到今天仍然对这种流浪的行为加以严格的禁止的。那么其他一些国家就是说如果不通过刑法来规制的话，也通过这种行政的方法行政法的方式加以规制。比如说特定的地方你不能来乞讨的，这个并不属于限制人身自由，也不会走到原来的路上去。我想这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必须明确，没有任何一种权利是绝对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权利是不会跟其他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我想我作为正常人，我们走在马路上，我们自己开车，我们自己骑车都要受到规则的约束，这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使你更好地行使你的权利和自由。

　　在新的《救助管理办法》颁布后，针对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很多媒体和专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 针对于新的救助办法实施后，可能会出现养懒汉的问题，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张世峰表示，新的救助制度是临时性的社会救助措施，它只是解决流浪乞讨人员临时的社会生活困难，应该有时间限制，受助人员不可能长时间住在救助站。同时张世峰指出，这些人最终的出路是要回归家庭，并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有效结合起来。

　　2、 而对于如何保障救助站的经费问题，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赵继伦建议，相关部门应设立救助工作所需要经费的最低保障限额。同时成都救助站日前也发出呼吁：为达到救助流浪者的目的，请求成都市全体市民不要再随意掏钱捐助街头流浪者，而应把爱心和力量投入到福利机构和社会救助体系。

　　3、如何明确救助对象的具体范围，让救助办法真正落到实处，《人民日报》则呼吁，要加紧出台实施细则，细则中要明确建立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从申请到接受救助，各个环节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程序，让应该接受救助的人得到快捷有效的救助。

　　社会救助应该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环，这一制度能否建立运做，现在还存有不少障碍。我们除了需要加强制度本身的可操作性，更需要努力完善整个保障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走进救助站的寻求救助的人倒是越少越好，因为这才能证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成功的。（《经济半小时》记者寿蓓蓓、卢小波、马洪涛、张志禹 周人杰 熊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