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琴：一篇小说一群人一个村

　　“一排旧房子前面，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很厉害，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这是小说《凤凰琴》中关于乡村小学的经典场景。

　　1992年，作家刘醒龙发表叙写“乡村教师”命运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对于20世纪十年代相当数量的中国乡村教师而言，这部作品曾让他们“抱头痛哭”，却又是不忍搁下的枕边读物。

　　《凤凰琴》及其续篇《天行者》，被认为是一部完整展现20世纪后半叶中国乡村教师命运与中国乡村教育史的文学作品。《凤凰琴》的发表对当时全国200万民办教师转正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穿过敞亮的马路和两侧的农田，拐角处一道宽敞的坡路上，一栋三层小楼映入眼帘。鲜的瓷砖贴满房屋的外墙，在南方的冬日里格外耀眼。

　　这个与文学作品同名的村名，是湖北团风两个村合并之后，由当地的村干部、村民代表投票选出的新村名。今年11月，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寨和螺蛳港两个行政村正式合并。

　　两个村之间隔着一条小河沟，原来各有1000人左右。按照“合村并组”相关政策，人口不足1200人的行政村需要进行合并。两村合并之后，新诞生的“凤凰琴村”有2000多人。

　　“爷爷的名字如今赫然刻在老家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寨村的一座小山上。在那块刻着爷爷名字的石碑面前，我年年清明都要回去下跪祭拜。石碑后面的那抔黄土是爷爷永远的故事……”

　　刘醒龙至今记得第一次随父亲回到故土的情景。那年，他30多岁，同父亲正在小山上走着，找寻长辈的墓地。突然不远处有人喊父亲的小名，是什么名字并没有听清，只见那人指了指另一处山头，用乡音告诉父亲，墓地在那边。

　　“那个时候父亲60多岁，在我印象中，他平时笑都很少笑，却面对着很荒凉的一个土堆，突然跪下去磕头，那种震撼一生难忘。”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在武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那一年，父亲在芭茅草丛生的田野上，找到一处荒芜土丘，惊天动地地跪下去，冲着深深的土地大声呼唤自己的母亲。我晓得，这便是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已经离开我们的奶奶。接下来，我的一跪，让内心有了重新诞生的感觉。”正如他所写，“乡土看似有根，实在是一种漂泊。这样的漂泊者对于故乡的梦想与怀念，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正是这次寻根之旅，让刘醒龙和故土在精神上有了更深的连接。此后，刘醒龙每年清明节都来张家寨村祭祖扫墓。

　　61岁的刘爱国是新组建的凤凰琴村的党总支，也是之前张家寨村的老支书。“新村名经过了村民投票，村里直接参与投票的有200多户。”刘爱国说。

　　记者近日来到这处新村落所在地，刻有“凤凰琴村”鲜红色字样的门牌已经挂在了新的村委门口，门牌上还扎上了鲜红的绸布制成的大红花，一派喜气洋洋。

　　刘爱国给刘醒龙打来电话、发来照片，告诉他新的“凤凰琴村”挂牌了。电话那头的刘醒龙有些惊讶，又有许多不可名状的感动。

　　“随着乡村的进步发展，不再是用简单的村、寨这类最原始的文化符号来给一地留下标记，而是用某一种文化热点，或是有更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作为家乡的标志，说明村民在文化品位方面有了更高的追求，我为这样的乡村深感欣慰。”刘醒龙说。

　　“你怎么了解我的情况？”那几位乡村教师紧握刘醒龙的手问道，都认为作品所写的民办教师就是他们自己

　　尽管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范秋轩对当时乡村教师人手一册《凤凰琴》的画面仍记忆犹新。“我当时去一些村里的学校，怎么走到每一所学校，都能看见老师的抽屉里有一本《凤凰琴》。我翻开看这是本什么书，读来出人意料地感动。”

　　2020年底讨论合村并组后更名的问题，范秋轩率先提议改为“凤凰琴村”。“这部作品有影响力，我把‘凤凰琴村’的来历讲给村民听，他们也很赞同，希望借助文化知名度，把家乡建设得更好。”范秋轩说。

　　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1992年首发在《青年文学》。小说讲述了坐落在大别山天堂寨脚下的界岭小学发生的故事。界岭小学只有5个人：余校长、副校长邓育梅、教导主任孙四海、余校长的爱人明爱芬，再加上新到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张英才。这5个人全是民办教师。即便学校运转艰难，民办教师待遇极低，生活过得异常艰苦，但他们仍然坚守在为农村“扫盲”、为学龄孩子启蒙的一线岗位上。

　　小说中，一群小学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和着一支笛子和一把口琴吹奏的国歌，站在破旧的校舍前升起国旗的场景，已成了文学艺术作品中关于中国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精神的经典画面。

　　小说中张英才喜欢弹奏的凤凰琴，代表着一种身份的隐喻——在当时的乡村，只要听到哪个屋子里有凤凰琴的声音，就知道在家里大概有个乡村教师。凤凰琴是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推进文化的普及而设计的，弹凤凰琴需要识简谱，在乡村弹奏凤凰琴的都是当地的文化人。

　　回忆创作的初衷，刘醒龙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办教师非常普遍，几乎每个村办一所小学。他的高中同学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当民办教师。而这些相熟的人事物，熟悉的乡村生活面貌，最终勾勒成小说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我最喜欢的人物还是支书的女儿，那个被支书要求读书却目不识丁的苕妈。这样的次要人物更可爱，虽然看起来游离于主线之外，但是对丰富主线起了极大的作用。通过她写死去的老支书，可见支书对教师的爱惜和爱护，对村里不文明、与世隔绝的状态的痛心疾首。”刘醒龙这样评论自己笔下最喜爱的人物。他说，一些小人物的塑造往往特别难，比主要人物更难写，他们会“突然冒出来”，如果能够抓住，则会增光添彩。

　　1994年，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首映，首映式上请来了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举办的“园丁奖”、来自全国各地的10名乡村教师。“你怎么了解我的情况？”那几位乡村教师难以置信，紧握刘醒龙的手问道，都认为作品所写的民办教师就是他们自己。

　　“作为一部对人性挖掘很深的作品，刘醒龙并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在精神和物质的贫瘠上，而是把笔探向了人性最深处，围绕着‘民转正’这一困扰了中国几代人的问题，为人们带来了一场并不可笑的闹剧。”一位笔名为“七里香”的读者曾写道。

　　刘醒龙写作《凤凰琴》时，全国还有200万民办教师。《凤凰琴》的发表及影视改编，让民办教师群体受到关注，对民办教师转正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2020年4月，一位前中央领导在观看央视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第八辑“奏响凤凰琴”后，给刘醒龙寄来信笺。在信中，他提及小说及其改编文艺作品的内在精神力量：

　　前些日子在电视中看到您创作《凤凰琴》小说背景的采访，引起了我的共鸣。您的小说和由天津电影制片厂改编的电影我都看过，非常感人。当年我还用这一作品推动解决拖延了多年的民办教师转公和待遇问题……当时我的感受是，有的事单靠晓之以理还解决不了，还要动之以情才能解决。优秀文艺作品的感染力是巨大的。

　　1992年1月，已经调到黄州工作的刘醒龙在动笔创作时，眼前浮现出那面在父子岭小学和莽莽大别山上飘荡的国旗

　　《凤凰琴》开篇便用班主任激励张英才的口头禅“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凸显了“界岭”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巨大反差。

　　小说中的“界岭”在哪里？“界岭小学”又在何处？伴随着作品日益深入人心，“界岭小学”俨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彰显着愈加典型的现实意义。

　　《凤凰琴》小说发表后，有人撰文称原型地是自己就读过的某学校，因为他们学校里也有一头“喜欢吃粉笔灰的老母猪”。

　　又因为某地的乡村教师几乎人手一册《凤凰琴》，且人人都说小说写的正是他们的生活，那一带因而被认为是小说的原型地。

　　刘醒龙回答说：界岭是中国乡村中极为常见的地点，村与村交界处、镇与镇交界处、县与县交界处的地名，经常叫界岭。你可以在互联网上的百度地图上搜索一下，仅我的老家黄冈市就有44处，这还是比较有名的。像《天行者》中写的这种没名气的太小的界岭，就更多。

　　不少人猜测，界岭小学的原型地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其依据是，这片地理范围是作家成长、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刘醒龙告诉记者，界岭小学的原型地是黄冈市英山县孔家坊乡的父子岭小学，将父子岭小学另写为“界岭小学”，也是由于父子岭原来的地名小界岭在当地已鲜为人知。

　　小界岭以北之水汇入巴河，小界岭以南之水流入浠水。凡山岭分水之处，总有地名被惯性地称为界岭。百川千山，界岭无数。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界岭，界岭小学之名也拥有了普遍意义，更能凸显出其文学典型。

　　界岭小学可以视为所有艰苦地区的乡村学校，以及坚守在乡村教师岗位上的中国最基层知识分子的集合。它坐落在每座渴望知识的山脊上。

　　回忆往事，刘醒龙动情地说，“1983年5月，晚开的杜鹃花开放时，也是我由英山县阀门厂借调到县文化馆的第二个月，和一位副馆长到当时的父子岭乡，推动建立全县第一座乡级文化站。每天忙完工作后，我就往四周的山野信步走一走。那天傍晚，第一次爬上乡政府左侧的山岗，忽然发现半山腰的几间土坯房前，竖着一面国旗，旗杆是用两根松树杆捆扎而成，那面国旗因挂得太久，几乎见不到鲜红的颜色，我知道那肯定就是当地的小学。自此以后，一连七八天，我每天傍晚都要到那道山岗上，那面十分破旧的国旗在晚风中飘荡，在一面葱绿的群山之间格外显眼。”

　　1992年1月，已经调到黄州工作的刘醒龙在动笔创作时，眼前浮现出那面在父子岭小学和莽莽大别山上飘荡的国旗。于是，《凤凰琴》应运而生。

　　大别山麓，巴水河畔，团风县十力学校书声琅琅。该校是2009年3月将团风县十力中学和上巴河小学合并而成，是团风县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从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自己成长的起点任教，十力中学校长孙进回忆起自己的启蒙老师依然感慨万千。

　　“小时候在村小学上学时，老师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家里有农田，还要长期奉献于教育。这些最初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认识一直激励着我，让我不忘走上三尺讲台的光荣与职责。”孙进说。

　　记者看到，学校有一栋四层的教学楼，一座较为标准的食堂，还有塑胶跑道。学校配有实验室、仪器室、体育器材室、图书室等，每间教室的黑板中间还配有一个多媒体屏幕。

　　下午第一堂语文课上，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们正在跟着年轻的老师品读课文《小书包》。小朋友们穿戴整洁，五颜六色的保温杯摆在几乎每一个小学生的桌面上。老师说，放学后孩子们乘坐校车返回，有的回邻近的村里，有的在镇上，家长们到指定放学地点接送。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农村子女随迁进城，农村师资及学龄人口随之逐年减少，全国各地村级小学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记者了解到，张家寨小学（又名新兴小学）于2002年因生源陆续减少而停办，教师合并到标云岗小学。

　　在《凤凰琴》成为现象级文学作品的17年后，刘醒龙推出续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并凭借该作斩获茅盾文学奖。从中篇小说《凤凰琴》到长篇小说《天行者》，作家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乡村启蒙教育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转化为一幅鲜明的全景式图像。

　　“中篇表达是一段情怀，长篇一定是对命运有所感悟，才能写得出来。”刘醒龙说，长篇小说不是写故事，是书写一段命运、一个时代。带着生活阅历和对人生的体察，慢慢走入历史，才会看得更加清晰。

　　刘醒龙认为，一群看似卑微渺小，看似普通的平凡人，往往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看似做不出任何惊天伟业的地方，怎么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时代交付的命题。

　　刘醒龙曾提到：“文学还记得中国乡村曾经有过壮美一幕，其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授予《天行者》，背后意义更是授予曾经有过的民间英雄。”

　　“我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把记忆留下来，把一些小小的变化所包含的内核告诉世人。”刘醒龙说，任何变动总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比如改村名这件事也许就是一个契机，撬动乡村发展的契机。

　　站在原张家寨村委会门口，刘爱国指着对面一处宽敞的大舞台说，刘醒龙十分关心家乡建设，村里这块“乡村大舞台”上的对联正是他所作所书。文曰：“古今妙戏从无独唱，山水豪情当有对饮。”短短两句话，彰显了这个小村落不卑不亢的文化格调。

　　驻村干部陈慧仟野大半年以来一直筹划着全镇行政村布局调整的问题，合并、取名这样的一件件大事拆分成无数件小事，填满了他近期的工作和生活。“各种声音都有，也有反对的声音，不同意合并的、不同意取新名的，最忙的时候一天接50个电话，还要集中座谈，个别交流。”

　　他告诉记者，投票前一晚，他还在螺蛳港村一位老支书的家里谈心，最后一刻才终于做通了工作，让对方破除了心中的芥蒂。最终，同意合村并组的投票率高达98.7%。

　　“尊重历史，尊重，尊重未来。”这是陈慧仟野对于取名“凤凰琴村”的看法。在他心里，刘醒龙更像是“村里的种子”，希望借势提升刘醒龙故乡的知名度，大力推动乡村振兴。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式的琴，但无论是什么琴，都要把调好。所谓‘琴瑟和谐’，家庭如此，国家也一样。”黄新元笑声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