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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年历史积淀，天津人的性格一脉相承

　　618年历史积淀，天津人的性格一脉相承。从名人学者到普通百姓，从原住民到外来者，人人都有一段精彩人生。

　　他们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却也因为同在一座城市而紧紧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生机勃勃的天津图景。

　　我年轻时跟溥佐先生学画，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后来在塑料厂当工人，干推销员。我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城里跑，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我到工厂去跑业务，坐那儿跟人家喝茶、抽烟、聊天建材行业税率一览表。所以我能写《俗世奇人》，我能写《神鞭》，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

　　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天津人的豪爽，天津人的厚道，天津人的强量，天津人的戏谑，天津人的好面子、逞能，包括天津人的缺点，我都喜欢。喜欢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缺点都喜欢，才是真的喜欢。就像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我太热爱这个城市了，太熟悉这个城市了，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天津好的东西我一定以它为荣。

　　1992年、1993年前后，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是“拆”字。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情不自禁地想要保护天津老城。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论，在各个地方演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自费出了《五大道画集》。后来民园体育场要拆，香港商人要在那儿盖一片高楼。我对市里的领导说，民园绝对不能拆。我把道理讲清楚，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建起了“水滴”体育场。我把这件事写到了我的《漩涡里》。

　　在天津文化工作会议上我提过一条，把天津文化最有优势的项目做出来，比如天津的曲艺，过去有马三立、骆玉笙，现在也很强，天津应该重点抓曲艺，应该建一座曲艺博物馆。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冯骥才的天津》。那一系列还有《沈从文的凤凰》《老舍的北京》《茅盾的乌镇》《王安忆的上海》。我写了一篇序，叫《灵魂的巢》。我说天津是我灵魂的巢，是我的窝，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秋天的风刮过来，我觉得跟别的城市都是不一样的。我的灵魂跟这个城市是相通的。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第一个我写的是杨柳青年画。评审非遗的时候我是主任，有人说狗不理包子精神性的东西不足。我说怎么不足？狗不理包子有民间传说，我把狗不理的故事讲出来，在《俗世奇人》里专门写到了狗不理。这本书里面我写了大量的天津文化，狗不理、相声、曲艺、各种手艺、武术。再有做皇会的档案，我们给天津的十道皇会，每道都做了一本档案调查，档案发布的时候请全国许多专家来天津开会。

　　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像伦敦、萨尔斯堡、维也纳、布拉格，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在脑子里划了划，五大道，从小白楼过去，把解放北路圈起来，不能大修大建，就是整理好，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比如说意大利热那亚的新街和罗利宫殿体系，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外国的殖民建筑；日本神户北野异人馆街，也是很多殖民者到日本盖了很多洋式小楼。租界是天津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这个城市的特征，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所以没有问题。

　　我生在河北沧州，1960年从天津重型机器厂技校毕业分配进厂，同年参军，考入海军制图训练学校。复员后，我又回到“天重”，当过厂长办公室秘书、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

　　天津重型机器厂是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我上学时喜欢读书、写作，工作中感受到“天重”波澜壮阔的辉煌，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感觉自己的创作冲动被激发了出来。那几年我白天忙工作，晚上通宵开夜车，完成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小说。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乔厂长”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各地出了很多“乔厂长”。《文汇报》的大标题“欢迎乔厂长上任”，不是小说，是专门写那个工厂的通讯，因为那个厂子的厂长被工人们叫做“乔厂长”。天津市经委请上海的企业家来作报告，一个老朋友拿着票来找我，票上写着“上海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他说：“蒋子龙同志你说，他怎么是乔厂长？乔厂长是天津的啊！”我收到过沈阳一个写来的长信，她说我的小说救了她爸爸一条命。她爸爸是一个厂长，工作上犯错误了，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肯出门。家里人没办法，找来第七期《人民文学》，从门缝塞进去。没过多久，他爸爸拿着杂志出来了，说我有根据了，乔厂长就是这么干的！

　　转眼几十年过去，我仍在写。我以为一个作家该写几部长篇，是命中注定的事。我还有两部书得写，一部写我的家族，另一部回归工业题材，写关于天津工业的历史小说。不写出来，我觉得欠点儿什么。

　　我想从北洋练兵开始，写到日本侵华前。我研究过《侯德榜传》，研究过范旭东，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国际视野，他们对化工行业了然于心，造出来的产品都是，都能拿到国际大奖。那是什么高度、什么境界？我写现代工业题材，理所当然应该写到天津工业的根儿百年前的民族工业，能源、造船、造枪、纺织、化工完成这本书，我这个工业题材作家才算。这也是一种责任。

　　小时候我家住河东区郭庄子。那个年代的人生活都比较清苦，我母亲没工作，我父亲一个人上班，养活六个儿女。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家没人唱戏。电台总播样板戏，我从小就爱听。4岁时，我爬到炕桌上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一用劲儿，摔下来了。我大姐单位开联欢会，她带我去。我上台就唱，胆子特别大。

　　长大点儿以后，我总去海河边的广场玩。那儿的戏迷特多，我找一个老大爷，我说您给我唱一段儿《赤桑镇》吧。他唱，我跟他学。回家后我自己练。

　　我真正的京剧启蒙老师是名票友陶汉祥先生。他是第一个给我说戏的人，他把自己家的录音机借给我，让我能更方便地听戏、学戏。有一年我跟我哥哥在家刷浆，把屋里东西都搬出去了，我学裘盛戎先生的“恨包勉”。因为屋里空，有共鸣音，显得声音特别好听。我哥说，小禄，你嗓子怎么这么好？那时候我就爱上裘派了。

　　我记得特清楚，1977年夏天，我去考天津戏校。那天下大雨，马路上全是积水，水面上漂着西红柿、茄子、黄瓜、西瓜因为害怕蹚水激着，着凉嗓子坏了，我哥哥就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衣架上，把脚抬起来，盘着车前面的大梁。到戏校以后，我哥哥帮我扎好板带，我上去唱。结果落榜了。

　　1978年，中国戏曲学校招生，全国要十个人，天津要一个人。我又去考试。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房顶上放风筝，邮递员送信来了，有两封孟广禄的信，都是录取通知书，一封是我考上飞行员了，另一封是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我爸说，当飞行员得去沈阳，离家更远了，还是去北京吧。从这一年起，我开始正式学戏。

　　我奶奶骆玉笙22岁在天津成名后，收入多，特别舍得在吃上花钱。上世纪70年代，我在新华南路小学上学时，我们家被退赔了一批财产，折成现金。不少亲朋好友来借钱，奶奶能借就借。剩下的钱，我爷爷说，咱都吃了吧。从那时起，我们全家每周日都去下馆子。

　　奶奶爱去辽宁路上的天津烤鸭店。有时她中午想吃烤鸭，就带着我坐9路公交车，到和平路终点站下车，直奔烤鸭店，因为去晚了要等座。点三两烤鸭，一份芙蓉鸡片，一份烧二冬，一碗米饭。吃饱了结账，结账时还得用粮票，一碗米饭要一两粮票。她也爱吃海参、虾仁。但虾仁不总有，为了吃清炒虾仁，还特意去国民饭店的餐厅找熟人预订。

　　天津烤鸭店对面有一家川苏菜馆，最早叫同和居，是家川菜馆，干烧鱼做得太好了，奶奶爱吃。我小时候嫌那个鱼太辣，不吃。长大后，就连去四川也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干烧鱼。那时常去的还有惠中饭店后面的宏业菜馆、新华路上的和平餐厅。和平餐厅既卖中餐也卖西餐，但他们家的西餐比不上起士林。

　　起士林是必去的。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在楼上吃正餐。当时起士林还是老师傅主厨，奶油烤鱼归和肝泥、俄式土豆沙拉是我的最爱。不是因为那时肚子里没油水才觉得好吃，是真的好吃。

　　奶奶常在下午带我去起士林楼下吃冰激凌，每周至少一次。现在回想，那就是下午茶，当年却是对以往生活习惯的自然延续。香草味奶油冰激凌两毛钱一个，巧克力冰激凌上面浇着一圈可可汁儿，两毛五。我吃一个奶油冰激凌，奶奶就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我要是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奶奶就要一份3毛钱的水果山德，或者5毛钱的奶油慕斯，吃完就走。在起士林总会遇到一些老人，可能是家里有海外关系，或者也是退赔了财产的。但就算是熟人，彼此也不多说话，最多点点头，感觉他们对一下眼神儿都怕被人议论。可那种非要吃到“毛干爪净”才罢休的心态倒是挺像的。

　　1980年以后，奶奶常在干部俱乐部开会，如果赶上我放假，她就让我中午提前到餐厅点好菜，等她散了会，菜也做得了，吃完了她继续回去开会。我在那儿吃过一道炸烹虾，后来再也吃不到这种水准的炸烹虾了，可能虾也不一样了。还有一道西餐黄油鸡卷，用鸡胸肉把黄油裹起来，外面再裹一层面包渣炸熟，底下托一个炸好的面包托。一点儿也不腻，每次我都要连面包托一起吃了。这些年吃过的黄油鸡卷都特别腻传统建筑图片素材。

　　奶奶对吃的要求确实挺高的。无论吃什么，她要是咬下去觉得不好，就一口都不吃，再也不碰了。以前水果少，甜水果更少，买一堆苹果，能有三分之一甜的就不错了。桔子也一样。要是买了甜桔子，一会儿奶奶就都拿她屋里去了。西瓜打开她先看，看着半生不熟的就不吃了，要是看着还行，就问吃的人：“甜吗？”我爷爷说：“填啊，往嘴里填！”她就不吃。“我这嘴就是吸铁石，我吃一口就吃出好坏来了。”奶奶说。我爷爷说：“你这属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谁让奶奶是一个对完美度要求特别高的人呢。

　　别看奶奶吃得特别精致，但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她也能适应。她吃饭最多八分饱，多好的菜，也从不暴饮暴食。良好的身体条件，保证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水平。她说：“我年轻的时候穿过、戴过，什么都见过。到现在这把年纪都无所谓了，但只有一样，一定要吃好。吃好了身体才能好，身体好了才能干好工作。”

　　爷爷对每次演出都特别重视。演出前，他会花很长时间思考表演哪个段子。因为他知道，之前的段子观众都太熟悉了。说老活，观众肯定也会鼓掌，但那不是他想要的；说新活，总觉得包袱雕琢得还不够，现场未必能火，观众未必会乐。就因为这个，爷爷推掉了很多演出，留下时间在家琢磨包袱。像《挠挠》《写信》《查卫生》《考学》等很多单口相声，都是经过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才打磨出来的。

　　那时我跟爷爷同住一室，我在里屋写作业，他在外面闭着眼睛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什么。我走过去喊一声：“爷爷！”他用手揉了揉眼睛，说：“背词儿了，《十点钟开始》里面的那个贯口。这些段子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会。”还有很多他曾经说过的段子，像《似曾相识的人》《开粥厂》《卖挂票》，他几乎每天都在重温，每天都在脑子里给观众“演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写下来，就连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咳嗽、哪里重复，他都标记出来装修建材有哪些行业。

　　爷爷爱看话剧。他总说，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比相声要复杂。相声演员是本色出演，演的是自己，但话剧演员演的是别人，这是最难的。在我小的时候，北京人艺的那些艺术家们经常来我家看望我爷爷。尤其于是之先生，他跟我爷爷的交情很深。爷爷最喜欢看他演的《茶馆》，对于是之先生非常敬佩，于是之先生也很欣赏我爷爷的相声。我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他们都聊了些什么，也听不明白，看他们就像两位老神仙一样，一胖一瘦，坐在那儿说话。

　　有一次我跟爷爷看电视。电视里有两个演员表演相声，逗哏演员上来第一句就是，“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爷爷让我把电视关上。我还纳闷儿，怎么不听了？爷爷说：“人家问他了吗？这话听着就不符合逻辑，这是教科书式的表演。”我听完爷爷的话恍然大悟，突然觉得这相声里的门道真是太深、太细致了。

　　爷爷年轻时在万全小学、汇文中学一直成绩都不错，他的理想是做个读书人，但由于家境原因，辍学改说了相声。他并不埋怨什么，既然干了这行，就好好干。从跟哥哥马桂元学艺开始，他给自己立下了“四非”的人生格言：“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行不可、非好不可。”一辈子都在恪守这句话。

　　我出身贫苦，自幼过继给孀居的姑母抚养。姑母身边还有一个养女，叫张淑文，艺名花四宝，在南市的书馆里唱梅花大鼓挣钱养家，十几岁唱出了名，被报界评选为“梅花歌后”。我常跟四姐跑场子，听她唱，也听她的唱片。四姐嫁人后，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卖艺养家。

　　我有两位老师，一位是邱玉山，一位是卢成科。他们也都曾教过我四姐。那时候，天津表演曲艺的园子特别多，电影院放电影中间休息，也加一场曲艺。我签约的仁昌电台每天有10个小时都在播放曲艺类节目，我每天都去电台实况直播，还要赶五个剧场，差不多唱九段。天津的曲艺园子，没有我没上过的。我能有幸跟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荣剑尘、常澍田、常宝堃这些曲艺名角一块儿同场演出，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从1986年开始，我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任教。学生想跟我学，我听听嗓子不错，就行。我头一批徒弟是籍薇、安颖、杨云三个。要是从我们“花派”来说，我继承花四宝，算第一代传人，我的徒弟是第二代传人。我希望我的徒弟不但要继承，还要把梅花大鼓发展下去。我是传艺不卖艺，我不卖关子，梅花大鼓艺术能够代代传承，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徒弟杨菲现在收了好多十来岁的小学生，梅花大鼓“花派”已经有第三代传人了。

　　2015年，我92岁，天津市曲艺团为我办了一场从艺80周年纪念演出，地点在中国大戏院。我说我还能唱吗？我在家试了试，还行！但是我腿疼得走不了路，演出前先去医院打封闭针。到演出时大幕一拉开，台底下座无虚席，我就跟腿不疼了似的，到台上一打鼓，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好！那天演出的效果挺好，有记者来采访，问我怎么那么多人喜欢您呢？我就说，观众好啊！

　　我生在北京，小时候常溜进常连安掌穴的启明茶社听相声，想干这行，自己找辙，进了旁边的明园茶社做杂工、干检场。常宝霆比我大三岁，是他给我开的蒙，教我说《六口人》《反七口》。19岁时我来天津，进钢厂当钳工。常家也落户天津，我又和常宝霆这拨说相声的凑一块儿了。

　　说相声容易，一迈腿就进来了，出可出不去了。只是会说不行，得能说到一定程度。唱戏、唱歌有伴奏，说相声没有，全凭一张嘴，要把你兜里的钱说到我口袋里，得有这能耐才行啊。

　　我最崇拜梅兰芳先生。梅先生来天津演出，观众排队买不上票。我能找到梅先生，买第一排第二排的票，拿到票以后，到外面高价卖给别人。不是我贪心，是因为家里孩子多，只能想尽办法赚钱。有一回演出，下大雪，很多人在剧场外面围着，没票。梅先生说，让大家都进来吧，都不容易。我心里特别热乎，觉得梅先生真仁慈啊。做人就得跟这样的学。后来我跟梅葆玖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干这行，如果贪图小便宜的话，就走不到今天了。说句良心话，老一伐儿说相声的，都花过杨少华的钱。我给钱都没人知道，一拉手递过去，绝不大张旗鼓给人家钱。干嘛要说呢？我是真疼说相声的，不容易。我绝不巴结上头，我巴结底下的人。你知道哪块儿云彩下雨？人家有好包袱，你用了，你得记住人家的好。你看我软弱无能，可是我跟别人交往，我不占人家便宜，我有骨气。

　　这几年我自己个儿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火，人缘怎么这么好。到外地一聊天，天津那老头儿，杨少华，好些人都知道。我是不是走运了？我这辈子还了不得了？出门打车，司机不要钱；去饭馆吃饭，别的桌的人过来说他给买单了。遇到这样的事我坚决不答应。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不会，大伙儿把我捧得这么高，我是一个穷根儿出身。我常说一句话，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人得做善事，跟谁都客客气气，走到哪儿都得树人缘。说句我内心话，如果我这样做人，绝对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如果我天天横眉冷对，不行。

　　“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这句话是杨议说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你有金山，到最后不也带不走吗？我比较随意，乐呵乐呵得了，但好像杨议不这样想。他买了好多古玩，我说你买这些干嘛？他说，您不知道？我给社会做贡献。杨议一直说，“杨光”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用的都是相声理论，台词是相声的台词，它也许不是相声的包袱，但逻辑上是相声的思维。他这个思维，给天津的相声，甚至于给天津的平民老百姓留下了一条根儿。

　　我在天津老城里的胡同长大，天津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有独特的民风民俗，对我影响颇深。我特别喜欢听评书，比如《岳飞传》《明英烈》《三侠五义》《雍正剑侠图》《聊斋》《封神榜》。也听过不少“野书”，很多奇案、奇事被说书先生们编撰成书，在路边给大伙儿讲，靠此谋生。我的《河神》《火神》《崔老道捉妖》《窦占龙憋宝》等作品，都与老天津卫密不可分，故事的线索大多来自于民间。

　　《大耍儿》是我第一次写当代天津的故事，时间定格在上世纪十年代。写这部书时，我常想起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老城里，那里街道颠簸不平，胡同七拐八绕，大杂院里堆满各式杂物，墙上贴着黑乎乎的煤饼子，厚棉被底下蒙着绿油油的大白菜，各家屋顶上都插着鱼骨一般的电视天线，鸽子飞过去时，响起一阵阵悠扬的哨声数不清的老街旧邻，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随着老城被推平各奔他方。我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想让比我岁数小的朋友们对那段岁月、那座老城能有个大概的了解和认识。

　　从我内心来说，天津卫的大耍儿接近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好脸儿好面儿，不欺软不怕硬，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尊老爱幼。造型必须得到位，一顶毛色巨好的羊剪绒帽子，一身将校呢衔服，一件将校呢大衣，在当年难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但人家讲的是规矩、闯的是人物字号，做事有板有眼，绝不胡作非为。这也是老天津卫水旱码头延续下来的处世方式，不仅为大耍儿定了型，也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老天津人。

　　过去的胡同大杂院里那些男女老少，平常大大咧咧，叽叽喳喳，不拘小节，口中张家长李家短，但遇上不平之事，真没有几个孬种，绝对会仗义出手，因为他们内在里都是古道热肠，这就是咱身边天津老百姓最淳朴、简单、善良的生存哲学。

　　《大耍儿》里面很多街道地名、饭馆小吃摊，乃至医院、学校、工厂、电影院、车站、胡同、居民楼，都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有的地方早已面目全非，但年轻人也多听老辈人讲过，所以比较接地气儿，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我常想，说书先生为什么能吸引听众？就是因为他有很多自己的零碎儿，肚子里有货，能把故事掰开揉碎地讲出来。假如忽略了这些细节，读者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共鸣了。

　　相声老艺术家冯宝华和我奶奶家是邻居。按街坊邻里的辈分论，我喊他二爷爷。那个大杂院里住的人家几乎都是干曲艺行的，我五六岁时就特别爱去二爷爷那儿听他聊天。老先生能耐很大，也特别和蔼。聊到晚上六七点钟，他提个包就出门了。现在回想，估计是到哪儿演出去了。

　　自初中起，我上台说相声，渐渐地，校园的大小活动中我的相声成了保留节目。平常我总守着一台收录机，挨个儿台轮着听，只要听到播出相声，就赶紧录音保存。如今我仍保存着这些已经被时代淘汰的磁带，大概有近700盘。

　　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常和同学一起去园子听相声。记得中华曲苑门票10块钱，包厢15块钱，燕乐剧场6块钱，名流茶馆10块钱。后来我才知道，1998年，于宝林、冯宝华、尹笑声等老先生们恢复了相声茶馆，当时叫“老艺人相声队”。此后我和老先生们慢慢都认识了。

　　相声门户中，我的恩师是范振钰先生，师爷是班德贵先生，师祖是马三立先生。我2004年6月6日拜师范振钰，赐“应”字。西河门户，我的恩师是曲艺老艺人金文声先生（原名金刚，艺名金连瑞），师爷是张起荣先生，师祖是张士权先生。2006年12月20日拜师金连瑞，赐艺名高增禧。快板门户，我亦是金文声先生的，快板艺名高启明，师爷是王派快板创始人王凤山先生，师祖是数来宝老艺人海凤先生。

　　2005年，郭德纲老师和经纪人王海到天津看望金文声先生。金先生说：“你先别走，我叫来个孩子，给你看一看。”那天我正在学校实验室做实验，电话没信号，金先生一遍一遍地拨号。等到晚上10点多，我出了实验室，立马接到电话：“郭先生在家里等你了，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可急坏我了！”我急忙打车赶过去，见到郭老师，随意聊聊天，问我在哪儿演出、和谁搭档、演什么节目。郭老师说：“行！既然金先生强烈推荐，周末你到北京，周六看一场，周日演一场。咱们互相考察考察，演一场给你50块钱买冰棍儿。”人家说考察我，那是客气，那时候一场50块钱不少了。

　　那一年的7月10日，我第一次到德云社，报的是《开粥厂》。演出很顺利，自此留在德云社。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一群热爱曲艺的人聚在一起挺开心，当然其中天津老乡也特别多。郭德纲老师火了以后，我们的演出场次多了，收入也提高了，这是好事，我也就一直安心地待了下去。

　　我生在红桥区，因为打小后脑勺留着一个“小尾巴”，所以小名和外号都叫“小辫儿”。记得小时候，我爸爸上班时开一辆白色吉普车，车里每天都放邓丽君的歌，我一上车就听到《小城故事》。我也喜欢唱，无论唱歌还是唱戏，打小就不走调。《青藏高原》的高音随便就能唱上去。吃过午饭，表姐王惠要去演出，就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长寿园”剧场。我有时在前台，有时在后台，坐在小板凳上从头听到尾。时间久了，整段的京韵大鼓《宝玉探晴雯》都能唱下来。

　　2000年，我8岁，表姐把我带到北京装修建材有哪些行业，一边上学一边跟郭德纲老师学太平歌词、莲花落。墙上贴着一张纸，脸对着这张纸背贯口、唱太平歌词。不许出错，纸上不能有唾沫。一段《报菜名》，早上100遍，中午100遍，晚上100遍。别的小孩儿都在玩儿，我在背贯口，周而复始，无限循环。

　　我学会的第一段相声是《九艺闹公堂》。第一次登台是2002年，北京大观园庙会，郭德纲老师带我和另一名演员合说《训徒》。2003年，我正式拜郭德纲为师。师父告诉我：“你一定要尊重你的这身大褂，因为这是你的饭碗，你唱太平歌词的御子就是你吃饭用的筷子，你一定要对它好。”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2005年，我倒仓了，高音上不去，唱得也不好听，没自信了，只身回到天津。我在台球厅帮人摆过球，当过餐馆服务员，当过电信客服，天天接电话。但心里还是惦记着相声，放不下，一个人偷偷回北京。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忍住了没去找师父，四处打工，晚上睡在麦当劳。

　　表姐找到我，硬把我接回家。我师父根据我擅长唱的特点，教了我不少以唱为主的段子。此时德云社已经火了，好几百号人，环境变了，我和郭麒麟两个人，每天起床后收拾东西去小剧场，晚上演完出，找个地方吃点儿夜宵，然后回家。那段日子觉得特别开心。

　　我出生在小白楼安善里一幢联排小二楼里。那是我奶奶家。我爷爷年轻时在那儿结的婚。他是塘沽东沽人，干过船务、货代，跟外国人打交道，还能说点外语。我妈和我爸是天津师范学院的同学。毕业后，我妈分配去了杨柳青一中，我爸一开始分到卫国道中学，后来也调到杨柳青一中。现在的石家大院，那时就是杨柳青一中的校舍。教师宿舍也在大院里，所以我是在石家大院长大的。每次回市里都要坐153路公交车，在西青道上开老半天，到西站还得倒车。

　　我姥姥家住在服装街鸿源里，一个大四合院，进院后靠左边的一排房子。院子里有花有草，门口有天津小孩儿最喜欢的门墩儿，“小小子坐门墩儿”，我表哥和我俩人特别愿意在那儿坐着。

　　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开始弹琴，上吉他班。后来我干过不少工作当过宾馆行李员、在乐园筑波游泳场干过一夏天救生员、在服装厂当过保安。也去歌厅给人家伴奏，弹贝斯，但技术上马马虎虎。这一行也讲关系、师承，大家互相介绍活儿。我其实并不善于跟别人交往，找活儿难。

　　后来我在小海地东江道市场开了一家“星光吉他行”，认识了不少喜欢音乐的朋友，开始组乐队，写了好多歌。2010年，我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许建把弹三弦的吴斌介绍给我，录了一首歌《做个有钱人》。有了三弦，乐队的演出比以前好看多了。吴斌去名流茶馆说相声以后，我突发奇想，自己买了把三弦。装上拾音器、背带，按吉他的把位定音，穿上大褂，背着三弦去演出。我为相声广播写了台歌《说学逗唱》，电台总放，认可我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机缘巧合，我拜入相声名家刘俊杰先生门下。师父给我讲了很多东西，都是书上查不到、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听他说包袱怎么设计，揣摩他的想法，潜移默化学到好多东西。我也在琢磨：怎么才能让一首歌既能赞美天津，又不喊口号、走形式？受众肯定不喜欢听口号，他们需要好玩儿、好听的歌。有一年我为天津春晚写的《津津有味》就避开了唱高调，因为曲艺、历史、民俗、美食，都是天津的代表，找到这些细节，问题迎刃而解。

　　怎么用天津话写歌，用天津话唱？我有一首《哏都青年》就是用天津话唱的。《那年初二》借用了一点点天津时调。有时我想，像我这样唱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唱出个“天津大鼓”来？我要为天津写100首歌，把与天津有关的内容做好，把天津传统的、时髦的都吃透，对我的创作来说就足够用了。我只是个“民间艺人”，没人对我提要求，为天津写歌是我发自内心想做的事。

　　最近我刚刚制作了一张新专辑，名字叫《似曾相识的人们》。 一共18首歌，分上下两集，全部是从传统相声里汲取的素材。相声也是曲艺的形式，所以这张专辑仍是摇滚大鼓。上集马上就要发行，下集明年推出。这两张专辑出版以后，为天津写100首歌的夙愿就完成了。最近正在制作中的还有一首《天津民谣》，今年12月31日鼓楼跨年时，我要唱这首歌。

　　上世纪80年代，我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北宁公园畅观楼饭店当服务员。因为爱唱歌装修建材有哪些行业，机缘巧合加入了天津市歌舞团演出小分队，在1986年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天津有180多名歌手参加预赛，业余组经过六天选拔，我有幸进入复赛。

　　选手们集中在北京招待所。复赛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湖北男歌手谢青。1986年4月27日晚上，决赛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我和谢青在得分相同的情况下加赛一曲传统建筑图片素材，我又唱了一遍《春光美》，终以9.38分获得第一名。

　　天津市为获奖歌手召开庆贺会，老市长讲话说：“要把天津市的文艺活动搞得更加活跃，让全市人民工作得紧张愉快，生活得丰富多彩。”我成为天津市歌舞团的专业演员，剧院奖励我一套单元房、一台彩电。也得到音乐界的肯定，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音像公司为我和牛虎、牛豹三人录制了《牛虎豹》专辑，磁带销售百万盘，创下当时最高发行纪录。

　　那些年经历过一些风浪，后来生活和心态趋于平和。我父母喜欢曲艺，我也开始学鼓曲。著名梅花大鼓艺术家籍薇老师教我唱《丑末寅初》，这是个二番唱段，第二段长腔最难，每个字的发音，从字头到字尾都有讲究。我练了足足三个月，终于拿下了这段鼓曲，在“天津相声节”上登场演唱。籍薇老师还教我学唱梅花大鼓《二泉映月》，唱鼓曲要学击鼓和打板，击鼓用在前奏、间奏和某些特定的过门儿，打板则要从头打到尾，一板三眼，鼓和板的配合最难。我又自学了骆玉笙骆老的《剑阁闻铃》，这个长段儿有二十多分钟。

　　当初我在畅观楼当服务员，溥佐、张洪千、慕凌飞、启功、龚望、毓震峰等书画大家常来饮酒绘画、谈艺论道。我接触到绘画，随溥佐之子毓震峰学画，还认识了一起学画的顾砚。顾砚是爱新觉罗宗室后人，受家族影响勤学苦练，绘画造诣不断提升，成为非遗项目“津派宫廷画技法”传承人。我俩因共同爱好重逢，经常一起交流心得，提升画技，慢慢走到一起，结为百年之好。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我对人生有了新感悟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踏踏实实，不能浮皮潦草，这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价值观。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路边吉他队》，可惜讲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在那部电影之前，还真有一个话剧团的朋友跟我说，你们这个路边吉他队绝对可以拍成电影。但我们哪敢想啊，对我们来说，歌舞团是“皇家”，电影是“殿堂”，我们是“野路子”。

　　我在尖山中学上学。有一天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楼道里走，突然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琴声。那声音太美了。顺着声音走过去，是体育老师在办公室弹吉他。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吉他的声音。初中毕业是1971年，我分配到一家医院干后勤，业余时间全交给了吉他。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们都住进了临建棚，晚上在路边玩吉他。后来房子修好了搬回去，玩吉他的习惯保留下来。我跟着收音机短波频率和录音带学了不少邓丽君、凤飞飞、刘家昌、刘文正、陈彼得的歌，自己录了两盘磁带。歌都不长，两三分钟一首，因为前奏和间奏都短。这两盘磁带流传出去，我从很多地方都听到有人用录音机放我弹唱的歌。

　　夏天的晚上，我们去路边唱歌。因为晚上安静，吉他声能传得很远。有一次我们在围堤道95路无轨电车车站旁唱歌，过路的人都停下来看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派出所民警来了，站在后面听，当我唱刘文正的《的玫瑰》时，民警过来拦住不让我唱，把吉他没收了。

　　王朔的小说里写到北京顽主“茬琴”，我觉得特别真实。我们也茬琴，但天津不叫茬琴，叫“会琴”。我们去王串场会琴，对方熬一锅绿豆汤，坐在路灯底下开唱。两拨人你一首我一首地唱，哪边没歌了，就算输。有人因为会琴打架，我却因为会琴交了很多朋友。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李德林了，一般人不敢再跟我会琴，路边吉他队大队长这个外号叫响了。

　　1985年，天津市举办业余歌手大赛，我拿了第一名。随后在人民体育馆演出，报幕员报我名字，台下观众鼓掌叫好。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儿名气了。那一年流行张明敏，我唱《我的中国心》，一首歌中间有六七次掌声。在河西体育馆演出，我最后一个上场，全场观众高喊“李德林”。鼓手王合下来跟我说：“这是唱歌吗？简直是足球赛！”但那时候不敢想成名，就是被动地唱歌，谁找我演出我就去。

　　我这个人容易满足，容易快乐。想想那么多一起在马路边玩吉他的朋友，咱玩到这个程度，从爱好唱歌变成以唱歌为生，该知足了。很多人说我现在唱歌比年轻时更好听，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声音没怎么变，但是有底蕴、有沉淀，不像过去光追求唱高音。见过我的朋友都说，你可不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唱歌是锻炼心脏最好的方法吧。瓦尔特说过：“谁活着，谁就看得见。”别放弃梦想。

　　我生在工人家庭，小时候家住河东郭庄子老地道装修建材有哪些行业。那地方有很多小园子，曲艺演出不断，我最爱看快板书。有时家长给5分钱，拿块饽饽喝老豆腐，我不舍得喝，光吃饽饽，存一个礼拜钱。跑到园子门口蹲着，听里面一报“快板书”，不管谁演，就进去看。园子里计时收费，为了省钱，快板书刚唱完，我就赶紧出来，回到家基本上半段就记下来了。

　　1965年，初中还没念完，我顶替老娘到天津针织厂上班。针织厂在河东十三经路，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针织厂，有五六千人。我当辅助工，月收入33块8毛。别看少，其实当时8块钱够一个人过一个月的。

　　厂工会隔几个月搞一次职工汇演，我跟着一块演出，学着唱李润杰的快板书《劫刑车》。我特别崇拜李润杰，打听到家住在总医院后身儿，就去登门拜访。那天正在家蒸饽饽，手上沾着棒子面，开门出来见到我并不认识，但听我一提快板书，就特别热情地把我拉到屋里。

　　除了唱快板，我也学着写快板、写相声。有个电影叫《创业》，我写了段相声《创新业》。天津市组织相声大会，我和厂里一个同事表演这段相声。同台的有魏文亮、孟祥光、刘文亨、班德贵、寇庚儒这些专业演员。1978年，《天津演唱》杂志发表了《创新业》这个作品。

　　天津电台搞全市新相声小段大赛，我写了《二斤桔子》《家庭药房》两个小段，在红桥区一个大剧场演出，电台录音播放。《家庭药房》讽刺了一种现象，有人不自觉，钻公费医疗的空子，给孩子解馋吃山楂丸，裤子破了从里面贴上伤湿祛痛膏，用伤湿祛痛膏包凉席边儿，苏合丸能换煤气炉条年底《天津演唱》杂志交流评选，《家庭药房》得了三等奖。

　　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次我在单位图书馆翻看小人儿书《三打白骨精》，灵机一动，写了一段天津快板《三打白骨精》。写完之后在单位演，一演火极了。我对天津快板着了迷，写了好多，有一段《大杂院的变化》，演出效果特别好：“尤其下水道，上面顶满罐儿了，要到了夏景天，那苍蝇算过年儿啦，吃的喝的应有尽有甭花一分钱儿就像进了大饭馆儿”

　　天津电视台拍高英培、范振钰《钓鱼》的相声TV，“二儿他爸爸”这个角色找了几个演员都不合适，编导给我打电话，去了之后一拍即合。我和高英培在外形传统建筑材料怎么用、声音、感觉上都比较近似，高英培表演时说话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得特别完整，拍相声TV，那个劲儿必须得对上，口型和词都得对得特别严实。拍摄用了两天，剧情中的小院在红桥区，演姥姥的是红桥区工人俱乐部的张碧瑶，二儿他妈妈是胡珂瑜，演鱼贩的许敬义后来演了很多影视剧，包括《水浒传》《大线年去世了。

　　1992年，我从工厂借调到河东文化馆，成为文化干部。有人劝我去茶馆说相声，其实我一直没离开表演，出版了《刘德印天津快板选》，在第十三届全运会时，用天津快板形式做了宣传片。我还是天津方言发音的代言人之一，声音录入天津档案馆，永久保存。

　　我从小喜欢表演，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在河北区文化馆业余话剧团演话剧、演小品。小品和相声在一块儿排练，我觉得《报菜名》《地理图》的贯口挺好，找人家相声演员要本子，回家背着玩。

　　1996年，天津市举办业余相声大赛，通过老师介绍，请于宝林先生给我排练。到了1998年夏天，于先生跟我说，好多老观众看见他都问他怎么不演出了？他自己也想演，找到南市的燕乐剧场跟人家谈。人家也挺高兴，每周二、四下午可以在那儿演出。于先生召集了七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连报幕，带说相声。

　　本来挺开心的职业，但回忆起来全是眼泪。当时没有女的说相声，自己半路出家没基础，甚至于说得不行，被观众轰下来了。无论多难建材行业税率一览表，我都在坚持，从没中断过。因为我有我的追求人生要活得有色彩，有了色彩人就快乐，有快乐人才会幸福。我不能当家庭妇女，我想说相声，而且我非得说好了。

　　园子里的演出上了轨道，基本生活也能维持，我就想，我该回报社会了。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年都要捐助困难学生，同时至少做十场公益演出。有人问我，你做这些事图什么呢？我说，我不是体制内的人，我不能涨工资，更升不了官。我什么也不图，就图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图活得踏实。

　　我小时候家里七个孩子，我爸爸一个人工作，每月54块钱工资。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也只够全家人吃十几天，剩下的日子就得四处借钱、借粮。街坊邻居这家给二两粮票，那家给块剩饽饽。我上学以后买不起文具，老师和同学帮我解决。我奶奶、我爸、我妈总嘱咐我们，人家帮过咱，将来咱条件好了，一定要回报人家，要感恩。这句话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我的搭档庞军老师也特别支持我，他跟我说：“春慧，只要你去义演，去做公益，无论去哪儿，我准跟着！” 我和庞军老师组建了“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长期做公益活动，做了二十几年。这件事影响了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画家朋友们，他们跟我说：“只要是做好事、做公益，你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我带动他们做公益、做慈善，他们的行动反过来给了我更多的感动。

　　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小时候在少年宫学唱歌，舞台是我的梦想。我考上过戏校，也考上过天津歌舞剧院学员班。去报到时人家说，你又能朗诵又能表演，天津成立了木偶剧团，你去那儿支援吧。我拿着通知书去儿童艺术剧院的前身天津木偶剧团报到。到那儿一看，这木偶比我个儿还高呢，我不喜欢，自作主张跑回家了。团领导到家里找我，给我做工作，因为无论歌舞剧院还是木偶剧院，团带学员都是中专待遇，有工资，有干部编制，能解决就业。可我还是想当独唱演员，想考音乐学院。

　　第一年考试落榜。第二年准备再考时，我父亲突然病逝，我是戴着黑纱走进考场的。父亲非常疼爱我，特别支持我学音乐，他的去世给了我一种动力。入学后我更加努力，想从声乐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也是为了追求梦想。母亲给我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记得是200块钱，相当于她好几个月的工资。磁带也是一笔开销，四五块钱一盘，对我来说很贵。我们声乐系主任董琴老师送给我一盘吴雁泽老师的磁带，我听了很多遍，到后来舍不得听了，怕把磁带磨薄了。

　　通往艺术金字塔的路上困难重重，能最终爬上塔尖儿的人凤毛麟角。拿我来说，除了感谢父母，还特别要感谢我的两位恩师：一位是张松益老师，他跟吴雁泽、李双江老师是同班同学；我考上音乐学院以后，又得到曹悦荪老师的悉心教导，她是吕水深先生的夫人。二位恩师对我帮助很大，为我奠定了从事声乐演唱的基础。我也要感谢两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师：著名作曲家鲍元恺老师、著名二胡演奏家宋国生老师。他们为我写了很多歌曲，应该说，要不是他们在录音棚里、在教室里一字一句地教我，我也很难在民族声乐这条道路上走到今天。

　　如果问唱歌我有什么独门秘籍，可能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但我也有点儿自己的心得和技巧。比如，我会让学生说天津话。天津是一个有歌唱传统的城市，出了很多歌唱家。有人说海河水滋养了天津人，但我认为，天津的方言对于造就天津的歌唱家更是功不可没，为此我做过专门研究，写过论文。我们知道，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唱语言之一，因此才有意大利歌剧。天津话跟意大利语有相通之处都是以元音结尾并且元音重读，都有很多开口音，这样的发音非常适合歌唱。天津人性格开朗幽默，说话不躲、不虚，因此天津出了一批戏剧名家、戏曲名家，包括曲艺界，鼓曲、相声名家好多都是咱天津人，这和我们天津的方言有着直接关系。

　　在天津大学建筑学系念书时，一次测绘实习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在蓟州独乐寺，走进这座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见到低眉肃穆的观音像顶天立地于木制大阁中，阳光透过格扇门映照着墙上若隐若现的壁画，那场景让我感到震撼。那次与古建筑的亲密接触，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建筑测绘实习，还是职业选择的起点。

　　当别的同学都去描绘新建筑的蓝图，我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埋首于建筑历史资料中，寻找中国建筑的灵魂传统建筑图片素材。读博士时，在导师的指点下，我把目光投向主持清代皇家建筑200余年的雷姓世家“样式雷”图档的研究。我每周往返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通过雷氏祖茔碑记拓片查到样式雷祖坟地点，某年清明节当天到雷家祖坟前守候雷家后人，并将这些故事写入了《建筑世家样式雷》一书。

　　天津的建筑既传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保持着古雅、庄重的风格，又有西式建筑的符号和细节，取长补短、中西合璧、相得益彰。近年来，我们工作室参与了天津文庙、李纯祠堂、庆王府旧址、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等百余处津城文物建筑的修复设计。我认为，一座文物古迹可能保存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修复文物建筑必须在不改变原状的前提下，尽可能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可逆性、可识别性和最小干预等原则，不能大拆大动，又必须确保老建筑修缮后安全适用。

　　给庆王府的老楼加装电梯，一开始有很多人投了反对票，都认为应该“修旧如旧”，装电梯会破坏建筑的韵味，看上去比较突兀。但我认为，设计电梯是为了包容更多行动不便的人来参观、使用这幢老建筑，于是拿出合理方案，在主楼室外侧面安装了一部可拆卸电梯，既没有影响景观，也没有变动房间结构，可以说是一个成功案例。

　　修复安里甘教堂时，我们经过严谨考证、判断，认为主堂屋面瓦的形式应与钟楼一致，于是提出采用陶红色牛舌瓦。后来，在二次挖掘地面时，恰巧发现了红色残瓦，证实了我们的判断。我们也保留了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痕迹，比如教堂外檐灰黑色的墙面，距离地面约一米多的位置镶嵌着一块残缺的石片，铭刻有“1939”的字样，这是1939年天津城区洪水内涝的水位标记；教堂里面的柱子上保留了当年这里作为工厂搭建二层厂房时的钢架。这些细节都在诉说着某段历史，某些故事。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物建筑的公共文化属性及社会价值，我们逐步探索出一些有效方法。比如，恒隆广场的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如今改造为星巴克旗舰店，楼道里的墙面和展架上挂了很多展板，展示历史照片，顾客喝咖啡时也顺便浏览了一个小展览。花园路上久大精盐公司旧址建筑的业主也同意把侧门打开，让游客进入一楼展室，了解以“永久黄”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工历史。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建筑对公众开放，天津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底蕴、有味道。

　　1956年，我20岁，从河北区饮食公司调到利顺德。那时候利顺德的正门在解放北路，外檐的木头柱子是紫红色的，特别漂亮。英国人刚刚把利顺德移交给中国政府，归属于天津市交际处，专门负责接待外宾，改名叫“天津大饭店”。

　　天津大饭店有两位领衔主厨，中餐部的荣益海师傅和西餐部的王耀祺师傅。我跟荣师傅学了三年。饭店经常邀请各地的高级厨师来交流传艺。广州有位汤师傅，是一级厨师，擅长做野味；四川有位陈师傅，是成都最高级的宾馆的师傅；上海锦江饭店的师傅也被请到天津，我们学他的上海菜，他们也学我们的北方菜。

　　做宴会厨师，一要靠经验，二要反应快，什么客人、什么场合搭配什么菜，都有讲究。原料不见得多么好，关键要根据不同客人的口味随时调整。邵逸夫来天津，在凯悦饭店吃了一顿饭，鱼翅、鲍鱼，他不爱吃。第二天来利顺德，经理让我给他做点儿天津风味的。我安排了两道菜，贴饽饽熬小鱼和炒虾仁。配上几样小吃，蘸小糖墩儿、烤山芋、煮玉米，再加上小米绿豆稀饭、香菜葱丝拌榨菜丝。吃完了饭，邵逸夫主动到厨房见我，对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呢，吃这顿饭比吃山珍海味都舒服、都饱。”

　　在北京新侨饭店我学会了一道凉菜果仁生菜。五香果仁擀成碎颗粒，和生菜一起拌。汁儿最关键，又麻又辣又甜，特别爽口。上世纪80年代我们饭店合资后，董事们去美国的五星级酒店交流、开会，回来坐飞机的时间很长，累了，想喝点儿粥，来点儿爽口的凉菜。我弄了一大盘果仁生菜，都吃了。新加坡的董事说：“这个菜挺简单，但非常好吃。”他回国后又派了两个厨师来，带着摄像机，专门跟我学这道菜。

　　1993年，国际酒店委员会俱乐部的评委来中国考察，评选“世界名厨”。利顺德的总经理田玉堂正在国外，给我打电话，让我代表利顺德参赛。我说：“行，但咱有那么大本事吗，够那个资格吗？”田总说：“没问题，你就大胆干。”考察团先到广州白天鹅宾馆，那是当时广东最好的饭店；第二站是上海的锦江饭店，也是最高级的地方；第三站就是利顺德。我准备了一桌菜，八冷八热，每个菜的味道、颜色、造型都不一样。有一道番茄虾球，用苦瓜雕刻了几艘小船，做成器皿，用胡萝卜刻了划桨的老头，摆在船尾。每艘小船上放四个用番茄酱炒过的虾丸。评委看了都舍不得吃，说这简直是艺术品。还有一道菜叫五彩牛柳建材行业税率一览表，把橙子的顶部切去、挖空，炒好的牛柳盛在里面，橙子皮被热菜一烫，香味四溢。宴会吃到一半，评委会主席就对大家说：“我们来到中国这几站，今天这一桌不但好吃，而且好看，是一种艺术享受，不用再评了，金牌就应该给天津利顺德！”

　　要问我为什么爱做饭？还得从我姥爷和我爷爷说起建材行业税率一览表。小时候天天盼过年，盼着能穿上老舅给买的新衣服，更盼着大年初二姥爷亲手做的那顿饭。我姥爷是厨师，过去在广开开“李家老馆”，做的饭那叫一个香。我爷爷也是厨师，在“义德成”掌灶，听奶奶说，那时候一胶皮一胶皮地往家里拉海货。姥爷惯坏了我妈的嘴，我爸对吃也很挑剔，惯坏了我们姐弟三人的嘴。住的差点儿、穿的差点儿都没关系，吃的不能差，这也是我爸这辈子的追求。

　　以前我们家住在广开四马路。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小孩儿到点儿就饿，用牙刷抹上圆铁盒里的“牙净”刷牙漱口，洗完脸抹上蛤蜊油，桌上有我爸留的一毛钱，掀开馒头笸箩，拿个凉馒头去吃早点。穿过六吉里就是二纬路，那有卖面茶的，是用大铁锅熬的糜子面面茶。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不稀不稠，撒上双料芝麻盐、淋上麻酱，5分钱一两粮票一碗。屋里有三四张木头方桌，凳子全是长条的，几个大人早就到了。我端着碗找地方坐下，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喝面茶不用筷子不用勺，端着碗转着圈吸溜着喝。喝完以后碗里很干净，碗边上稍有点儿芝麻盐和麻酱的痕迹。我喜欢吃凉馒头就这个面茶，有富余钱时，再来一根热棒槌馃子。

　　卖炸馃子的地方叫馃子铺。大棒槌馃子是奢侈品，用茶缸子打一碗浆子传统建筑材料怎么用，棒槌馃子蘸浆子。一张大饼夹个热炸糕或卷圈，现在一桌子酒席也换不回那时的味道。我总站在烧饼铺门口看师傅烙烧饼。拖上一大块很软的面，跟拔糖一样摔到案板上，撒上干面粉，用擀面杖擀开，用手一捧一捧舀着油酥抹在面上，两手一边抻一边卷。卷完揪成剂子，两头掐紧往底下一抿，按扁了就成了。油酥的直接放到烤盘里，芝麻的上面刷上水，沾上白芝麻。那时都用煤球或煤块烧火，那样烤出来的烧饼才好吃呢。油酥烧饼4分钱一两粮票一个，油酥的香味儿让人舍不得一口吃完。托在手里一层一层揭着吃，必须得托着，不然渣儿都掉了。吃到最后一仰脖，把手里的烧饼渣儿倒在嘴里，回味无穷。

　　广开那块儿有条街，十字路口是一个大食堂，早晨卖5分钱一碗的胡辣汤。也有锅巴菜，7分钱一两粮票。到了冬天我就爱喝胡辣汤，也是拿一个馒头，多倒点儿醋，胡椒味儿特别浓，又酸又辣，喝到胃里跟火烧一样，又暖和又舒服。现在做出来的那个什么酸辣汤，里面还有豆皮啊、黄豆啊，那都不对，那时候汤里只有粉条和海带。到中午，推开大食堂的大门，一股啤酒香扑面而来！大铁桶里有一个压把儿，啤酒就是从那儿出来的，用大玻璃杯接着，一扎一扎的。我爸买一扎啤酒，倒进自己的大茶缸子，再打一小盆素面汤，买几个花卷，要一个炒肝尖儿，带回家。

　　我从一个单纯爱吃的人变成从业者，开了家捞面馆，可能也是一种缘分。1995年创业第一天，20斤面条不到一小时就卖光了。转天煮了30斤面条，第一天吃的顾客几乎全回来了，都说太好吃了。那时候网络不如现在发达，就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新世界”那儿有一家“大姨捞面”，又便宜又好吃。慢慢有了点儿小名气，被天津电视台聘为美食嘉宾，在电视上教大家做咱天津的传统美食。刚创业时的确是为了挣钱生存，现在更重要的不是钱我希望吃过的人都能记得“大姨捞面”，就像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吃过的那些好吃的，这才是我最开心的事。

　　天津卞氏家族起源于山东泗水。1715年，卞大瑛以文人之身为幕僚北上天津，娶妻生子开枝散叶。卞氏子孙定居津门，延续诗书门风，至北迁四代“礼”字辈开始经商。1803年开设“隆顺号”经营土产杂货，凭勤奋及头脑精明，借天津水陆要塞之地利，值天津开埠之时机，几代人精诚团结，跻身津埠富家之列，但书香门风始终未断。

　　卞氏为南质，北迁数代仍水土不服，族人时有外感肠胃不和之苦。卞树榕熟读医书精通方药，为族人治病药到病除。但当时药店所售药材品质不佳，影响药效，于是1833年他在针市街开设药店，以自家生意“隆顺号”和他本人名字中的“榕”字结合而成“隆顺榕药庄”。本是为自家用药保质量，所以选材精细，遵古方自配丸散膏丹，结果却因其药材道地，无心插柳柳成荫，隆顺榕享誉津门成为金字招牌。在天津发展为六家店，在外地也设了分号。

　　我出生在香港道175号，现为睦南道79号，81至87号是我四伯父家。我们两支同时买地比邻而居，建造了不同风格的府邸。因祖父早逝，祖母是杨柳青名翰林刘学谦的胞妹建材行业税率一览表，受书香熏陶，治家严谨，教子有方，三个孩子在学业、事业上都颇有成就。全家二十多口住在这座四层洋楼里，生活并非奢侈腐化，相反，仍秉承了勤俭持家的家风。

　　我熟悉那个时代大宅门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想把这些记录下来，因此开始细读家谱及有关资料，加以艺术渲染，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临水朱门》，通过几家宅门故事，展现了当年天津的民俗轶事和社会风貌。

　　我们这一脉的一家之长是我祖母，家庭支柱是我父亲卞颖新，执掌家事的主事人是我母亲李芸。我父亲毕业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先后经营新亚油厂、宏孚化工厂、隆和货栈等。他对建筑、古玩都有研究，他有律师资质，但从未执业，他的一件律师黑袍被我改成了裙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天津市二轻局任工程师。

　　我母亲是天津盐务纲总李玉麒的女儿，肄业于天津女师，受过良好家教，善于管理家务。记得当年每天下午3点左右，哥哥们放学回家，会依次背书给母亲听，周末家里还会开茶话会。我们兄妹几个先后都考入名校。母亲于1956年创办了有数十名员工的大沽路幼儿园。

　　早年间，老天津的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交汇处形成了“华界孤岛”，人称“老西开”。老西开教堂，是天津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公私合营时，我父亲的公司兼住所入股了一家工厂，我家便在教堂旁买下一栋小楼居住，与西宁道小学一墙之隔。很多年以后我问父亲为何选址于此，父亲说这是块福地，“飞机丟炸弹是要避开教堂的！”这也是经历过战乱的人们摸索出的一点小经验。

　　那个年代的男孩几乎没有不养蛐蛐的。我家门口有一条“蛐蛐胡同”，并不是真实地名，而是因为一批贩卖蛐蛐的小贩聚集于此。胡同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宝鸡东道花鸟鱼虫市场所在地。当年，远道而来的小贩带着竹、苇、高粱秆皮儿编的收口大筐，称之为“戽”，戽的内壁爬满蛐蛐、“棺材头”（一种平头蟋蟀）或“油葫芦”，买主凭眼力和运气挑选，交完钱，顺进纸筒里带走。市场里有很多斗蛐蛐的，看热闹的人们围得里外三层。

　　记得有一个外号叫“金牙”的小贩，其实他没镶金牙，而是姓金，家住贵阳路世昌里。他似乎并不在意卖不卖蛐蛐，倒像是专门来展示他的各种盆盆罐罐。在地上铺几张报纸，把蛐蛐盆摆成好几排有紫砂、澄泥、陶瓷；有棕色、黑色、青色。有的光滑如镜，也有的雕刻着龙纹、山水、虫草。蛐蛐盆里的过笼也同样精巧。听说1976年地震时，金牙家的房子塌了，好在他的那些蛐蛐盆都放在一个包着铁皮的樟木戏箱子里，毫发无损，这让他觉得万幸，连呼“天不绝我”。

　　独山路这块得天独厚的地界，后来又聚集了很多卖观赏鱼的摊贩。也有卖鱼虫子、水生植物、鱼缸的。在工厂里按尺寸切割角铁，用自行车驮回家做成玻璃鱼缸，一个能卖20块钱，那可是一般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实验室的玻璃器皿也用三轮直接拉到了地摊上。

　　独山路紧靠教堂的路口曾有一个茶汤摊，桌上摆着龙嘴大铜壶，我攒了好长时间钱才尝了一碗。后来茶汤摊消失了，靠西宁道小学墙根儿的小人儿书铺、那个一分钱看一本小人儿书的简陋平房也拆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家邻居张叔在卖茶汤的地方推车卖煎饼馃子，成就了那个年代“煎饼张”万元户的传奇

　　上世纪70年代，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花卉，常会在天津适应一段时间气候、土壤环境，再北移南迁。那时独山路、宝鸡东道有人出售米兰、桂花等南方花卉。随后几年，东北贩花人带来了君子兰，成为宝鸡东道的花卉主角，并风靡一时。西安道八角楼花市迁入，又为宝鸡东道增添了人气。有一位姓李的商户，常年卖梅花桩、银杏桩等盆景树桩，一来新货人们便排队抢购。这些不到季节不长叶、不开花的树桩干枝怎么看都像柴禾棍儿，所以当时有个笑话，说宝鸡东道顾客多、买卖好做装修建材有哪些行业，就算你拿张废纸裹一根柴禾棍儿，也能卖个百八十块钱。那个卖盆景的商户因此得了个外号柴禾李。他在宝鸡东道市场经营了三十多年，直到2021年才退休歇业。

　　1986年，独山路上建起两幢西洋古典风格大楼国际商场。这是国内首家经营进口商品的大型商场，曾创下全国商场销售额第二名的业绩。后来人们再提到独山路这片区域，往往会用“国际商场”代指。

　　我的童年是在五大道度过的。第一处住所是重庆道12号（原为重庆道18号），一座二层小洋楼，往西走近百米是庆王府旧址。我家住一楼，两个大房间，屋里能骑自行车。出房门再下几层楼梯是一个大院子，院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我们就去打枣。

　　父亲是天津市重工业局计划处处长，工作很忙，司机每天开着一辆黑色吉姆轿车接他上下班。母亲在第二圆珠笔厂上班，无暇顾及我们。我二姐在二十中学上学，离家很近，我和哥哥建国、弟弟建津三人每天跟二姐去学校操场玩，二姐放学后再带我们回家。

　　不久后，我家搬到现在的成都道93号，有幸与书法家华世奎的遗孀华太太成为邻居。我大姐从四十三中保送到耀华中学，后考入河北工学院，平常住校，寒暑假才回来。由于家离二十中学远了，二姐没法带我们去学校，母亲上班时就把我们哥儿仨反锁在家里。有一次我们玩弹球，球滚到床底下，太黑了找不到，我弟弟点火柴照亮，把褥子烧着了。幸好我哥脑子活，端起脸盆里的水浇灭了火苗。母亲回家发现褥子烧坏了，要打我们，我们苦苦哀求才逃过一顿狠揍。

　　从我家出门，左侧是世界里，右侧是兴富里（原幸福里），在我家和兴富里之间隔着一个部队家属大院。我常到大院里找小伙伴玩儿。我们哥儿仨的小学不在一起，我哥在河北大学附属小学（后改为新华路小学）、我在西安道第一小学、我弟去了常德道小学。

　　成都道博爱里是一个大院，我认识了住在那里的一个小伙伴，她领我到她家玩儿，房子很大，厅里有一架钢琴。我饶有兴味地坐在凳子上，胡乱弹奏了几个不成调的音，这是我第一次弹钢琴。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著名作曲家、《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的住所，我弹过的那架钢琴竟是王莘使用过的钢琴。

　　1966年，我家搬到世界里22号三楼，两个大房间，一个小房间，一个露台，二楼半有一个大卫生间。梅花大鼓艺术家史文秀（花小宝）一家，相声艺术家苏文茂一家都住在世界里。天热时，吃过晚饭，邻居们手拿大蒲扇、小马扎出来，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邻里关系和睦相处，那种“温馨世界里，和谐大家庭”的氛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我大哥特别喜欢音乐，学过二胡、小提琴，为了不影响别人，就在二楼半卫生间练琴，把弱音器放在琴码上降低分贝。很快他就能演奏世界名曲了，达到了专业水平，可惜没干这一行。我三姐天生一副好嗓子，是单位宣传队的独唱演员。我也受到熏陶，时不时自娱自乐，拉拉二胡、吹吹笛子、拉拉小提琴。有一年除夕晚上，我哥和几个音乐爱好者在我家聚会，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我三姐唱了《北风吹》《雁南飞》，大姐、二姐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嘹亮的歌声吸引了邻居们，大家都来了，一边听一边鼓掌叫好，这场“音乐会”一直演到后半夜。

　　1953年春季，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来到新建成的王串场新村。大路、胡同全是土路，房子挺大、挺新，四面墙很白，抬头能看到房梁，上面排满苇子扎成的把子，门窗还散发着油漆味儿。在屋子里说话很拢音，依稀记得我大声喊过。我家人口多，父亲单位一次分给三间房子。那年我5岁。

　　王串场从南到北，东西向的马路分别命名为真理道、正义道、幸福道、富强道、增产道、革新道。自西向东，南北向的马路分别命名为一号路、二号路直到七号路。“道”和“路”把新村分成若干方块，每个方块称一个段，共31个段，一个段内盖若干列平房，每一列叫一排。平改后不叫段了，改称某某里。后来有人向我问路，某某里在哪儿？我只能反问一句，您知道原来是多少段吗？

　　当年住在王串场，最怕夏天下大雨。印象中搬到这里几年后才开始修排水设施，在道路两侧便道边挖出近一米深的沟，用砖砌上，抹上水泥，沟的表面盖上水泥板。最初几年效果还好，后来沟内淤泥堵塞，上面的水泥板断裂，沟不通水，残缺的水泥板又成了陷阱。后来重修了暗的排水管道，情况有所好转。好景不长，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一到雨季，王串场就变成了水城。

　　那怎么办呢？每逢下大雨，家家都得或用砖、用木板加高门槛，用泥堵上缝隙，再用塑料布封上，大雨过后拆除。有一次下大雨，我家事先备好的泥土用完了，可还有一个缝隙没堵上，急中生智，和了一块面堵在缝隙上，抢险成功！后来每到雨季，干脆用水泥、砖块砌上坚固的门槛，效果明显改善。但屋里还是有水，那是由地面砖缝渗进来的，只能慢慢往外淘。

　　水龙头安装在胡同里，几十家共用一个。几乎家家要准备一口大水缸用来存水。每隔一段时间要把水缸清底，刷洗干净。埋在地下的水管严重锈蚀，内径变小，水流儿变细，一个个水桶、水壶在水龙头前排起长队。关于水费，我们这里电业局家属的水费都是从职工工资中扣除的，每人每月两分钱。

　　我小学毕业前，1960年前后，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停电。每周大约有三四次，一停就是一整天，来电了，大家一阵欢呼。小学毕业那年学校组织晚自习，每人都准备了一个小煤油灯。到后来，由于我们这里是电业局宿舍，停电次数减少，站在正义道上能看见铁路三段总停电。那边漆黑一片，我们这边家家亮着灯，心里竟有些窃喜。

　　王串场十九段电业局宿舍是较早进行平房改造的。在二排、三排开始施工，施工前先在一段中医二附属附近盖了周转房，几十个拆房户搬到这里临时居住，原住地拆平房盖楼房。施工进度异常缓慢，一栋楼从施工到竣工，让拆迁户们等到没脾气。1976年，三排靠近正义道的几十间平房终于拆除，一栋楼的建筑材料也备齐了。不幸的是，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把一切都打乱了。工地的建筑材料被附近居民搬走盖了临建棚，等到楼房复工，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一直到1988年，十九段剩下的平房开始改造。1990年初，我们终于搬进了新楼房。

　　杨柳青因水而盛，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在此交汇。明代以来，运河两岸人烟日趋稠密，南方客商来此开行设栈。到清代，随着年画业兴起，杨柳青的河沿大街、估衣街、猪市大街等几条街道成为繁华地区。《杨柳青镇志》记载，晚清时，本地经营行业有六十余种，包括石印、白铁、电料、煤炭、发电等，商号数百家，也有搭棚业、脚行、典当行、麻行，可以说是商贾如云、车水马龙。

　　在我的记忆中，过去杨柳青镇有三家澡堂子，全在运河边：一是药王庙大街的周家澡堂子，堂名“清泉池”；二是河沿大街的张家澡堂子，堂名“新泉”；三是估衣街东的王家澡堂子，堂名“聚华”。

　　澡堂子门口的幌杆子比其他商户高一些，杆子上挂着一盏长圆形的红灯笼，上写一个“堂”字。挂上灯笼表示营业，摘下灯笼表示水还没烧开，或是歇业。每家澡堂子的外墙根儿都摆着一溜大水缸，这也是杨柳青特色，因为那时杨柳青一带运河水质浑黄，澡堂子的小工每天傍晚从运河里挑水，注满水缸，转天一早泥沙沉底儿，舀出上面的清水，挑到后院，用大灶烧热，再灌进浴池里。

　　这三家澡堂子都没有莲蓬淋浴，只有大池子。平常池子里的水整天不换，水浑得像米汤，逢年过节洗澡的人太多，才会一天换两次水，还要在大门口贴告示。所以有经验又有时间的人都是一大清早顶门就去，这时池子里的水最干净。但我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父亲到澡堂子洗澡，甭管多浑的水，照样扑腾得开心，洗得清爽。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过去的日子了。

　　杨柳青镇有两条胡同的名字也跟澡堂子有关：一是老塘子胡同，位于估衣街南侧，相传清乾隆年间胡同里开了一家澡堂子；二是串心塘子胡同，也在估衣街南侧，形成于清道光年间。

　　过去有一种行当水铺，老天津人都有到水铺买开水的习惯。杨柳青有十几家水铺，后大街有梁记水铺、估衣街南有张记水铺、药王庙西有郭记水铺，镇内最大的是“三不管”的于家水铺和老公所口的卞家水铺。

　　早晨5点，水铺的第一锅热水就烧好了。农村人起得早，泡茶、洗漱都要用热水，所以水铺的买卖从大清早就开张了。开水一毛钱一大铁壶，杨柳青人管买热水叫“倒水”，大人一般都吩咐家里的半大孩子，“到水铺倒壶水去”。富裕人家买了开水回来，倒进暖水壶，喝完了再去买。普通人家过日子节省，每天买上一两壶开水，只是沏茶时，或小孩子吃饭时才喝些热开水。穷苦人家基本不买水，中午或晚上做完饭，用大铁锅烧一大锅开水，用土灶里柴火的余温温着铁锅，也能喝上热水，不过铁锅里的水总有一股菜汤子味儿，只有家里来客人时，才会去水铺买一壶开水给客人沏茶。

　　还有一件事挺有意思。清光绪年间，天津城里的点心铺需要瓜子仁，组织城里居民嗑瓜子。但城里人不爱干这个活，祥德斋、胜兰斋等点心铺就到杨柳青找人干。杨柳青有一户姓范的人家，组织附近居民嗑瓜子赚外快，逐渐发展成小产业，陆续有陈家烟铺、瓜子刘永、板桥胡同宋家、天齐庙前姜老卫等人家干起这个业务。这些人家从东北进货，主要是西瓜子、南瓜子、倭瓜子、葵花籽。村民们领来瓜子，嗑出瓜子仁后交货、领钱。我记得每到学校要交学费时，妈妈就让我去嗑瓜子。我搬个板凳坐在院门口，连着嗑好几天，能挣一点儿钱。所以过去有个说法，门牙有豁口的闺女十有是杨柳青人。（天津日报记者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