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天然材料中国传统手工制作

　　同志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主张创新、与时俱进三大天然材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同志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主张创新、与时俱进三大天然材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回顾总结我们民族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确凿的史料证明，中华民族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主张创新、与时俱进这一光辉思想。它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

　　首先，创新中国传统手工制作、与时俱进这两个概念，早在《周易》中就有近似的表述。其中，《大畜》讲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序卦》认为：“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杂卦》明确地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成语“革故鼎新”即出于此。这说明，早在三千年前，中国就有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和主张。

　　“与时俱进”一词，源于《周易》的“与时偕行”、“与时消息”。《周易》讲“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变通者，趣时者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要求人们“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做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周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奠基作品之一，影响巨大而深远，对后来形成“与时推移”、“与世推移”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儒家在这方面的名言警句，脍炙人口，有的至今流传不衰。《论语》要求人们“温故而知新”，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倡在团结、融洽、合作的氛围之中各显其能，不断创新。《礼记大学》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程度。宋代哲学家张载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程颐也说过：“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

　　道家并非完全消极遁世，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主张创新、与时俱进的。老子讲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要求以“无为”的姿态有所作为、有所创新、有所进步。庄子所说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显示的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精神。

　　与儒、道两家相比，法家更加趋时和务实。商鞅提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商君书》）韩非认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韩非子》）法家有关法治、“当时立法”、“随时举事”的创新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思想史领域一样，中国文学艺术领域里主张创新、与时俱进的传统也十分深厚。一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就是明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质文沿时，崇替在选”。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写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明代袁宏道在《与江进之》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事今日之事”，“文亦今日之文”。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更是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也始终坚持创新和与时俱进，从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早期中医与巫术常常交织在一起，后来逐渐分开。神医扁鹊治病有个原则，即“信巫不信医不治”。《黄帝内经》阐发了“人与天地相应”的思想，全面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医奠定了理论基础。唐朝官修的《唐本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充满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所以成为我国古代药学的集大成者。我国的天文历法和数学，也是通过不断革新而逐步臻于完善的。相传约在公元前２４世纪，帝尧就曾安排天文官观象授时。秦统一到清王朝垮台的两千年间，使用历法数十种，与世推演，日益精确。从《九章算术》开始，到祖冲之反对“虚推古人”，至宋朝《算经十书》，一直到明清中西数学的交汇融通，中国数学在创新中得到了辉煌的发展。

　　这些求新求变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古代中国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内在支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当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产生和存在过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主张守旧、反对革新的消极思想，诸如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凡事“法先王”、“恪守祖训”，直到当代还有“两个凡是”的主张，等等。这些消极的东西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但它们毕竟不是主流，即便得势也只能是一时，并终将被主张创新、与时俱进的洪流所荡涤。

　　世界上古史中，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之所以惟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曾中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国各族人民始终不渝地创新、奋进，无疑是其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执著追求统一而成为伟大民族。夏、商、周三代的华夏族，实由多民族组成，他们共同推动统一的进程。汉族主导了秦汉、隋唐的统一和发展，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主导了北魏、辽金尤其是元朝和清朝的大统一。中国历史和统一交替出现，每一次不久，又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统一，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可大可久”（《周易》）、历数千年而不衰的伟大民族。

　　中华民族不仅“可大可久”，而且可强可盛，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曾雄居世界前列几千年。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实力，世界少有媲美者；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以及综合国力，长期走在世界前列。汉朝人口近六千万，是世界第一富国，科技文化居世界之首。唐朝人均口粮由西汉时的４００斤左右提高到７００斤左右，造纸、农业、纺织、冶铁、陶瓷、医药、丝绸技术大为提高，向东西方多国输出。在汉唐盛世，中国是世界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外国人纷纷涌入，不计其数。宋朝人口过亿，粮食亩产有的高达７００多斤，手工业继续发展，年课铁由唐朝的２００余万斤提高到８００余万斤，海上贸易规模空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宋朝发明了三项：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整体经济和科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清朝特别是“康乾盛世”，“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论“”》第３６３７页）可惜这种发展的势头没能保持下去。由于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１００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以致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华民族的制度曾经是世界尤其是亚洲的楷模，制度创新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是世界上奴隶社会建立较早、发展相当完备的国家。夏朝（公元前２１００年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建立家族奴隶主贵族的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春秋。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体制改革的国家。战国时期（公元前４７５年公元前２２１年），普遍建立起君主集权的体制，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由走向统一。当时的波斯及后起的马其顿、印度的孔雀王朝、雅典、罗马，则仍处于奴隶制阶段。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西欧到公元４６７年才跨进封建社会。在中国中央行政政体由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转化、封建制度日臻完善之时，其他国家才慢慢进入封建社会。中国体制的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即１６４０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的时候。从夏朝算起，处于领先地位的时间长达３７００年；即使从建立封建政体的战国算起，也有两千多年。

　　中华民族的管理智慧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推崇。“在１８００年以前，中国给予欧洲的比它从欧洲所获得的要多得多”（米德卫兹：《十八世纪中国文明对法国、英国和的影响》）。中国政体的分工、权力制衡、行政立法、编制立法、官员管理，给予世界重大影响。魏晋以后形成的三省制，唐朝开始的“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是多国效仿的中央集权体制内的三权分立原则。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延续１３００年之久，在英国及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伏尔泰、杜尔果、魁奈等对中国传统政体和管理智慧曾给予高度评价。

　　日有升落，潮有涨退。一个民族和国家也有兴衰与成败。从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中叶，中国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在这１００年间，中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韧性，顽强的拼搏，将执著创新、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五四新文化运动、土地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虽然这些运动在领导力量和性质上各有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求新求变、与时俱进的运动。“雄鸡一唱天下白”。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从此，制约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政体宣告彻底结束；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从上述简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手工制作，无论是在兴旺发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期，还是处于历史低潮、救亡图存的时期，中华民族都能坚持和发扬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传统。这种传统如黄河长江，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生命基因，一种促进我们民族求存求强的内在力量。

　　中国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最忠实的继承者，是中国历史新的伟大开创者。她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新风格。

　　我们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一直主张创新和与时俱进。党的理论基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的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确立的使命是做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选择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抱的理想是人类最先进、最完美的主义理想，制定的思想路线是科学的进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推进的事业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具有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自觉意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长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和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同志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要分新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独立自主、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十大关系”、“三个世界”等等重要思想，都是坚持创新、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的产物。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没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开拓创新，就没有中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忠实继承同志的宝贵遗产，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三大天然材料，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大胆进行探索和创新三大天然材料，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没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开拓创新，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三大天然材料，从新的实践出发，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这些根本问题，形成了“”的重要思想。“”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的新发展。没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开拓创新，就不能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更为光明的前景。

　　同志《在庆祝中国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辟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这是对我们党８０年来指导中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在未来的上须臾不可忘却的至理箴言。

　　目前，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初始阶段，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到本世纪中叶，即建国１００年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变成辉煌的现实。毫无疑问，作为中国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继承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并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理论伟大旗帜，以“”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传统手工制作，不断探索，大胆创新，与时俱进，用扎扎实实的工作和丰硕的创新成果去有力地推进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