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理念缺失 久病“高大上”

日前，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建筑学高层论坛上，程泰宁、崔恺等多位院士痛批中国建筑界求快、求洋、求怪乱象，指过分追求建设速度，导致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理念缺失，出现了一些基于形式和风格拷贝的“快餐式”作品。  

建筑有“病”人知否？  

刘采萍：中国当代建筑存在“求快、求洋、求怪”等问题，这不仅是几位院士的观点，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人经常吐槽此类乱象。最近几年，网友还时不时弄出个“十大短命建筑”、“十大雷人建筑”等排行榜。我不免有一个疑问：相比过去，当代建筑真有这么多病态的趋势吗？  

邓海建：提到中国当代建筑，我总结了十二个字：样子难看，好高骛远，寿命不长。样子难看，主要是山寨建筑惹的祸。这几年，杭州立起了“埃菲尔铁塔”，苏州搭起了“伦敦桥”，至于美国白宫，从安徽小城到深圳这样的大都会，拥趸无数。好高骛远，就是个个恨天高。比如长沙就要盖一座号称比“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还要高的“天空城市”。有统计说，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有87%是在中国。短命建筑的例子就更多了。2007年，西湖第一高楼被拆，它的设计寿命是100年，仅“存活”了13年；2010年，南昌地标五湖大酒店整体爆破，建成也才13个年头……  

李妍：近几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股“大跃进式”的城市造景之风弥漫各地。地标建筑层出不穷，但叫好又叫座的却不多，一些新的城市景观频遭网友炮轰：“裤衩楼”、“秋裤楼”、“比基尼楼”、“三个蛋大楼”……这些雷人建筑，无论是建筑形式还是建造时间，都充满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心态。  

周东飞：专家说“贪大求洋”；如果是真的“洋”，那倒也不错。问题是，这里的“洋”，其实是一种粗鄙化。表现在形式上，简单模仿甚至是照抄西方著名建筑的问题很突出。各地的“白宫”就是明证。这种喜滋滋照抄的现象，根本不是什么文化自信不自信的问题，而是活脱脱的“土豪”做派。同样的，我们也不惮于大谈民族风格的建筑。可是，所谓的民族风格，就是被简单化成了一道飞檐，或在钢筋水泥建筑上面弄个传统屋顶。说到底，要洋不能洋，要土不能土。无所适从，进退失据。  

李妍：每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同，建筑当然也可以逆反大众审美，呈现出张扬个性、炫目、独特等特点，但是即使是“雷人建筑”想真正成为被公众逐渐认可的城市象征，也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埃菲尔铁塔在建成之初，曾被讽刺成“没用的铁架子”，但是随着时间流淌，这座建筑与巴黎的气质相吻合，那么它自然可以成为地标建筑。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雷人建筑，很多似乎没有接受时间检验的机会，因为他们都太短命了。  

邓海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的这段唱词，挺像短命建筑的预言。  

建得滥只因拆得狠？  

刘采萍：说到建筑的“寿命”问题了。有个比较数字：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约为132年，美国是74年。而日新月异的中国建筑，平均只有35年寿命。咱们老百姓，经济条件好了，也愿意重新装修一下房子，让生活环境更好一点。那么城市建筑是不是也同此理？规划者总愿意让建筑更美观、更气派一些。反复重建，是我们殷实了、有钱了的体现吗？  

邓海建：这是钱多烧得慌的节奏。“满城尽是推土机”，伴随巨量建筑垃圾的，首先就是烧钱。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曾表示，根据测算，各级政府的负债应该在15万亿至18万亿元。这些钱中，恐怕很大一部分投入在难看又短命的公共建筑上。  

李妍：各种雷人建筑和求高求快的摩天大楼背后，往往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有“摩天楼专业户”之城的绿地集团，就曾直言：“地标性建筑不是我们想做的，而是政府想做”。不少设计师还透露，很多建筑在设计之初，就会被长官意志左右，设计中标后，还常常因为某些领导的喜好而作出修改。所以这些雷人、短命建筑背后的权力身影，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  

周东飞：我觉得这些建筑乱象的背后，其实是畸形的评判体系在作怪。官员追求政绩，但政绩本身也有各种体现方式；最扎眼的政绩当然是大楼政绩、广场政绩。大楼不能太一般化，怪、洋、惊人，最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另外，考察一下我们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多数时候高度依赖投资。这样的增长方式也决定了，城市必须成为大工地。谁的工地大，谁拆得多、拆得快、拆得狠，谁就是明星官员。 

刘采萍：这真是“有擦粉儿的钱，没治疮的药”。与其自我陶醉于“高大上”的地标建筑，还不如在城市地下设施上多投入一点，好歹别让市民每年“看海”吧。  

邓海建：“建筑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从中你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抱负”，这句话是沙里宁说的。他还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但后面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可能要改写，比如上面我们提到的不少地方的地标，有几个是体现市民意志的？城市的建筑乱象，说到底还是不懂规划与设计的人，却在正儿八经搞建筑。长官意志代替了建筑规律，结果自然就乱了章法。  

刘采萍：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当生意做。土地投机获益太大了，在土地上翻翻盖盖，就能把土地价格翻着跟头炒上去。既然如此，干嘛不建、不拆？  

李妍：我觉得，不管是地方领导片面追求形象政绩，还是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导致城市建设陷入“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的怪圈之中，主要还是因为城市建设缺乏民意参与。现在不少城市的地标建筑，实际上是耗费公帑而逞私美———没有几座的设计、规划是听取了民意的，反而掺杂了太多长官意志和资本打算。这类建筑不仅被公众吐槽，还经常遭遇前任长官满意、后任觉得碍眼的情形，于是难逃一拆了事的命运。  

邓海建：说千道万，公众对建筑的诟病，很多时候不是指向市场意义上的建筑商，而是市长层面的“开发商”。真正令我们纠结的，未必真是建筑的美学争论，而是建筑背后的权力问题。雷人建筑只是引线，权力乱象才是症结。  

新生活就一定要丢弃老建筑？  

周东飞：审美理念的粗鄙化，是权力因素之外，中国建筑的一个软肋。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教书，他说，学校最俏的就是土木工程系。别系学生毕业都愁找工作，而他们系无论怎样都不愁没活干。这是中国建筑的“大跃进”时代，人们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认真思考，哪种风格和样式是最好的、最美的。其实我认为，即使挨骂的那些风格前卫的建筑，也不见得就是真正的坏建筑。我们说“反对求洋”，但“不求洋”的标准是什么？  

邓海建：中国还处在发展中阶段，对国外建筑的新奇、对物质财富的向往、对新式生活的渴望，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多数中国人还是居住在由政府分配的简陋的单位住房。老旧的房子住怕了，忽然进入“舞禁初开”的年代，有那么点儿“洋房崇拜”也没什么奇怪的。  

李妍：说到“求洋”，我倒想起中国建筑曾经还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呢。但是现在，似乎正在被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裹挟进一个迷茫地带，而所有城市几乎不外是非洋不取、千城一面、高大全。你到一座城市，会发现这里和另一座城市没什么区别，几乎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这真的很奇怪，中国抛弃了自己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的身份，转身去求洋，却渐渐失去了自我，忘记了自己的建筑究竟该修成什么样子。  

刘采萍：不管怎么求新、求洋，让生活在其间的人，断裂与传统和文化的联系，迷失于不熟悉的审美情趣，这似乎不是最好的设计。  

邓海建：如果为“千城一面”找找理由的话，我想可能还有两个：一是自古以来，中西方对复制或者雷同这回事，理解就是迥异的。西方人可能认为这是想象力丧失的标志，而中国的历史上，山寨有时就是“秀肌肉”的事情。譬如秦每征服一国，就在都城咸阳的渭水南岸仿造宫殿，称“六国宫殿”。其二是我们法治的脚步比较慢，对知识产权及创新、创意的保护还比较缺乏，抄就抄了，雷同就雷同了，法不责众。 

李妍：中国建筑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接轨，这是建筑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周东飞：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的传统建筑：民族风格的精髓到底在哪里？去过故宫的人，有几个会羡慕皇帝的居处？别的不说，通风采光恐怕都有很多瑕疵。  

邓海建：反对一味崇洋与反对一味复古，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当代建筑的不满或者牢骚，也未必就是要回到故纸堆里去生活。问题是，现在的建筑，不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格局，多是一种理念引导，要么顺从官意，要么盲信市场，看不到有血有肉的精神与理念，看不到灵犀闪现的技巧与工艺……  

刘采萍：在那些建筑上看到的，只有建筑的经济属性，而不是建筑与人的联系。刚才东飞讲到中国传统建筑，我觉得，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就是人居和谐，宜生宜长。著名的随园，过去是一座废园，袁枚买下它耐心经营，终成一代名园，即使现在看来，仍有很多让人爱不忍离的美妙。当然，你可以说它没有马桶，没有冷热水管道，有很多不如现代建筑的方便之处。但这些可随时代的进步而改善，是不是我们推倒随园，再起一座设施完善的高层建筑，就是最好的方案呢？建筑界有个说法：好的建筑，是设计师留给世界的纪念碑；而坏的建筑，则是留给世界的耻辱柱。我们的问题在于“纪念碑太少，耻辱柱太多”。我想，纪念碑和耻辱柱的分界，就在于一代一代人，能否从建筑的功用和审美中，得到身心灵性的滋养。这绝不是一两位领导喝彩，就能够决定的事情。  

如何遏制“拆哪儿”的冲动？  

刘采萍：说了这么多中国当代建筑的毛病———又短命、又雷人、还时不时玩山寨，这让我们不得不问：这些“病”，如何根治？我们要延长中国建筑的生命，又该如何对待它们的“老去”呢？  

周东飞：治标的话，颁个建筑界的“金酸莓奖”吧。  

刘采萍：光治标不管用。这次虽然院士们都坐不住了，集体呛声，但地方政府我行我素，“拆得野蛮，建得疯狂”势头不减……  

李妍：我看，土地财政、GDP政绩考核的指挥棒不改变，这种大拆大建的风格就难改。  

周东飞：官员以权力意志搞出的公用建筑，如果只是奇形怪状，倒也不好追究。但是，如果是明显的短命建筑、违规建筑，那就应当问责了。  

邓海建：这是综合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没用的。《原始副本———当代中国的建筑模仿》一书作者比安卡·博斯克认为，“他们卖的不仅是山寨西方公寓，还有更美好生活的梦想……”我觉得要让中国建筑真正高端、大气、上档次，功夫还在建筑之外吧。中国不缺少能工巧匠，也不缺少奇思妙想，缺少的是权力的规范，缺少的是对秩序与规则的敬畏和恪守。  

周东飞：简单说：权力入笼，才能转型。  

刘采萍：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齐康教授的建议是：城市的规划者特别是领导，学一点建筑史，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利。三位觉得，让领导学点建筑史，能改变目前的建筑乱象吗？  

周东飞：哈，那位仿造了天安门的镇领导，一定是学了建筑史的。  

邓海建：我反而觉得这个是“速效救心丸”———且是中国式的———靠谱。虽然不治本，起码眼下比较靠谱  

李妍：嗯，不至于把城市的建筑造得天雷滚滚。  

刘采萍：我觉得作用有限。建筑有病，领导学点建筑史；环境出了问题，领导学点环境科学；食品不安全了，领导再学点食品知识……领导也忒忙了。  

邓海建：法治的背面，总是“领导很忙”的节奏嘛。  

周东飞：学点权力的谦抑吧，多问问智囊，问问市民。寄望于市长当建筑学大师，不如让市长知道“自己是谁”。  

李妍：要让领导真的对城市建设有所敬畏，还是需要从制度上把好城市建筑的入口和出口：入口就是财政资金预算，民意程序；出口就是过程监督，事后问责。  

刘采萍：所以，管住领导“脑瓜发热”的根本办法，是让他即使拍了脑瓜，也盖不起楼来。必须严控政府在大型公共建筑上的投资和建设能力，来个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