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第一任核司令之子披露核试验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

　　▲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前线指挥部部分领导老照片：（右至左）毕庆堂、张爱萍、刘西尧、刘柏罗、张蕴钰、苑华冰。

　　导语：张蕴钰将军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说过：“我这辈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二是参加了核试验。”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第十五军“打”出了黄继光、邱少云等全军、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核试验事业，涌现出程开甲、林俊德等一大批科技精英，为中华民族挺直脊梁作出了重大贡献。张蕴钰之子张旅天曾将父亲的一生归纳为：八年抗战，淮海鏖兵，长江飞渡，上甘岭前令美帝丧胆；辽东演军，西陲踏勘，戈壁马兰，蘑菇云腾挺中华脊梁！

　　1917年1月，父亲出生于河北赞皇县武昌村。七七事变后，日寇南犯，父亲毅然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战场，开始了其革命的一生。抗战时期，参加了清河、马岭、大陈庄、百团大战等战斗战役；解放战争中，又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斗战役。

　　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曾在调处“安平事件”中与美军唇枪舌剑的父亲，在上甘岭战场上与美军打起了真枪实弹。

　　上甘岭战役中，时任十五军参谋长的父亲协助秦基伟军长和十二军李德生副军长指挥作战43个昼夜，取得了最终胜利。他在部队损失惨重、誓与阵地共存亡之时，冷静地提出转入坑道作战，不在白天与敌人争夺表面阵地，利用夜间实施反击、反冲击，杀伤消耗敌人。十二军参战后，他到五圣山前指当军事顾问，协助李德生副军长指挥十二军、十五军参战各部。秦基伟后来说：“我有两个好参谋长，一个是何正文，再一个就是张蕴钰。”

　　1955年，父亲任三兵团副参谋长，随曾绍山副司令员率三兵团机关直属队从朝鲜回到旅大（现大连市），负责接收苏军防务。11月，父亲组织参加了辽东抗登陆海陆空集团军级联合演习。演习非常成功，影响很大。父亲成为我军三军联合作战指挥实践最早的指挥员之一。

　　正当他在旅大干得风生水起时，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1958年5月22日，在周恩来全面部署下，就研制核弹问题专门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成立研制机构、建立核试验场等工作随之展开。经陈赓推荐，父亲由作战部队转到国防科研战线，担负起了建设共和国核试验基地的重任。与此同时，我国有关技术专家已在苏联顾问建议下选定敦煌为试验场区，开始进行相应的地质测绘和通讯建设。

　　选了一个好场地

　　1958年10月，父亲来到敦煌。与原商丘步校政委常勇、副校长张志善带领的勘察大队一起开始了日夜不停的勘察工作。几天走下来，父亲感觉已选定的试验场区存在问题：一是苏联专家选定的场地设计可承担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而美苏的核试验都已超过千万吨TNT当量了，两万吨不符合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战略需求；二是这里有汉长城、烽火台、鸣沙山等古迹，毁了这些，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三是这里水源奇缺、土质疏松，自然条件不行。于是他与同志们商量研究：向西再选新址！

　　父亲回北京向副总长陈赓汇报后，陈副总长说：“那里不行，你们再找一个嘛。”

　　12月22日，父亲和张志善率领勘察小分队开进罗布泊，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连续奔波了数天。时值严冬，寒风刺骨，眼前是千古死寂、千里荒原，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沙漠，清冷沉寂的古城废墟和白骨枯木……他们却越看越高兴，广阔、荒凉，这正是建设核试验场的理想场地。

　　从冬到春，踏遍了罗布泊大漠，查阅了大量地质资料，反复比较，最后将核试验场选在罗布泊西北地区，核试验场禁区十万平方公里。这里方圆数百公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能满足核试验的各种要求，且对环境的影响能降到最小，也便于保密。这就为我国核试验基地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得天独厚的良好基础，我国进行的几十次核试验都是在这里爆炸成功的。每念及此，同志们都由衷地敬佩老司令的远见卓识。

　　1959年春，父亲一行人来到一处地方，这里北靠天山，南临博斯腾湖，一条小河从天山流下，河边上开着一片片马兰花，真是生活区的理想之所。大家开动脑筋给这里起名字，有的说叫原子城，有的说叫科学城。最后父亲说：“你们看，马兰花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还长得这么好，我看此地就叫马兰吧。我们要在这里画一幅大画，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从此，在西部戈壁大漠上，有了一个叫马兰的地方。

　　打了一个好基础

　　1959年6月13日，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在马兰的一个地窖召开。地窖中，一窝小燕正在破壳、出世。父亲站在地窖门口，轻声嘱咐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一点儿，把嗓门压低一点儿，别惊扰了燕子。”

　　他常常对大家讲：我们是搞原子弹的中国军人，我们更要知道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

　　也许是受他的感染，核试验基地的人感情都那么深沉、细腻：一只受伤的小鸟被暴风卷到了气象站帐篷里，战士们精心喂养，伤好后又把它放飞；干渴的黄羊到哨所找水，战士就悄悄把水桶放到门外……

　　1960年，基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日夜奋战。水库修好了，简易机场建成了，几百公里的公路横贯戈壁，十万多平方米的营房拔地而起……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国防工业调整期间，上级机关的干部来马兰说：“机关可先搬到无锡，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对此父亲却十分固执：“不！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他鼓励同志们：“现在国家要还债，没钱。我们就坚持在这里，有一分钱先干一分钱的事情。”

　　在那最困难的时期，“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了基地全体同志最响亮的口号。车辆少，口粮运不过来，他就和常勇政委一起带领机关人员往返20多公里，一袋一袋往回扛；施工中机械、工具不足，部队就想方设法就地取材，用红柳条、榆树枝自制工具；粮食不够吃，蔬菜供应困难，战士们就挖野菜、采榆叶充饥。父亲有胃病，一饿就疼得难受，吃不下饭，但他仍坚持让炊事员每天用草籽和野菜做一顿饭。每当他外出时，炊事员就悄悄往他挎包里塞几块烤焦的馒头片。

　　在基地建设中，他与负责工程的张志善和党委、机关部门反复研究，对施工部队提出了“工效高、质量好、安全节约”的要求，制定了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制度；在机关、部队开展各项专业技术业务训练，把科技人员送出去学习、进修；向罗布泊地区派出了气象站……迎着重重困难，核试验基地终于在大西北、在大戈壁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立下一个好传统

　　基地职能不同于作战部队，定位至关重要。父亲组建基地就提出基地要为科学实验服务，为科学家服务。有人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他说：党和政府讲为人民服务，部队讲为打胜仗服务，我们试验基地为科学试验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基地一开始就养成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传统。

　　父亲深知搞国防尖端事业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他穿上便衣去大学走访，请专家们指教；一个个地与来报到的科技人员谈话；一次次地动员大学生们：“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搞原子弹试验要靠你们，你们都要做无名英雄，像无花果一样，结出最香甜的果实，却不让人看见艳丽的花朵！”

　　他提议，研究所的两位副所长程开甲教授和董寿莘教授按基地首长待遇，给他们配通信员和业务秘书；对科技人员的生活，坐车、吃饭，甚至抽烟，他都一一过问。

　　有一次，父亲和“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在家中接受采访。程院士回忆，当年有一个工程，经他测试离标准差了一点，要求返工修改，但工程已接近完成，部队也很疲劳，如果返工，成本和工程量很大。会上发生了激烈争执。父亲的选择是，承担施工标准不够的责任，同时坚决支持程开甲的意见。谈及此处，程院士眼含泪水，声音哽咽。尊重和担当换来信赖，这种战友情一旦建立，终身不衰。父亲90岁生日那天，程院士送来亲笔写的贺寿条幅：德高望重，一生功勋。程院士说：“张蕴钰是我最尊重、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张蕴钰为程院士写诗赞其：专家学者风沙里，同与战士历苦辛；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

　　对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情况，一经发现，他就严肃批评，耐心教育。在他倡导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基地蔚然成风。

　　制定《核武器试验法》是科学指导工作的又一范例。核武器试验对我国来说是个新事物，谁都没有经验。1961年2月，父亲未雨绸缪，提出制定《核武器试验法》，从核试验的组织架构、职能分工、工作流程、内容标准、协同保障和安全警戒等方面制定了规范。他以参加并指挥过的辽东半岛抗登陆联合演习的实践经验，结合预设试验工作流程，由张英副司令员组织机关和各要素单位反复研究，两年多编成《核武器试验法》。实践证明，《核武器试验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试各单位少走了很多弯路，保证了核试验庞大的组织工作即有条不紊又高效率进行。

　　带出一支好队伍

　　一支队伍好不好，一看战功，二看典型。几十年艰苦奋斗中，马兰基地圆满完成了几十次核试验，为构筑国家核盾牌作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模范人物和单位，如国防部授予的“阳平里模范气象站”，国家和中央军委分别命名、授予的“两弹一星元勋”“八一勋章”获得者程开甲，中央军委授予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等。基地研究所先后涌现出10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培养了30多名科技将军。据统计，50年来，基地有20个人和单位获得荣誉称号，60个人和单位荣立一等功，420个人和单位荣立二等功。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