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明的坐标

离开中国前，我和陶城报李总有过一次长谈。这是一场充满人文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对话，至今想起来，我仍觉得意味深长。
　　
　　李总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一位葡国商人，当他来到中国，希冀拓展他的瓷砖销售市场时，他的第一感觉是求助于他的同胞，而对中国市场一知半解的同胞，在他的人脉范围内，给他推荐了对陶瓷市场一知半解的中国咨询公司，而这家以家电为主营业务的第三方公关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葡国投资者需要在佛山顺德区建立工厂。
　　
　　事实上，按照行业的常识与惯例，比之南海区，顺德区并不具备更大的陶瓷行业配套与集群优势。
　　
　　说到这里，李总反问了我一句，那么我们的人，是如何去国际化的呢?
　　
　　同样，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随着产能的倍数膨胀与产业的优化升级，到哪里去消化我们的产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问题。问题绕了一圈，和前面的例子殊道同归，面对陌生的市场，如何绕开障碍物和迷途，融汇创建价值，达到生地变成熟地?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定性思维，即我们来制造产品，卖给欧美，卖给西洋，卖给世界。因此，如何打开以欧美为代表的世界市场，我们总有着一种汹涌澎湃的兜售感。
　　
　　这种胶着与不安全感，往大里讲，助长了宏观层面的贸易失衡，从小处看，总让我们对外贸易，缺少一些底气。因此，我们亡命地奔波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参加每一场与行业相关的展会，抱怨某场展位的位置不好，风水加采光有失偏颇，以致于访客寥寥;我们常把销售量、利润度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尺码，我们并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当遭遇经济危机的欧美胃口不再的时候，还有数量庞大的国内市场等待我们去杀戮，还有日益兴盛的中产家庭对于小资与奢华生活的迷醉，这些代表向上生长的力量，他们对家居日用品的庞大需求，削减着产业转型的阵痛，延缓了建陶产业的生命周期。
　　
　　事实上，这种惶惑与迷顿，从根上来说，来自于我们中国近现代科技发明落后，无法追赶以科技发明带动国力与国家自信心的挫败感。青花瓷片，掩映着隆隆炮火，浮生若梦，一觉醒来，我们发现我们的四大发明依旧是文人墨客的谈资。与此同时，四大发明，例如火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往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传递给西班牙人，进而进入欧洲。
　　
　　西洋人用他们扩张世界的野心、行动力与企图心，带动起现代的工业革命;在中国人看来，工业革命是由科技发明起步，因而我们眼中所见，俱是器物工具，而没有看到工业革命背后的精神推动力、制度推动力。
　　
　　于是，满清师夷长技以自强，成为自上而下的强国纲领，演变成为民间洋务的科技奋进。追赶器物形式的科技而不是科技背后的精神与制度，完成了“猫追尾巴”的自娱娱人的循环。哪怕是时光流逝了100年，追赶奔跑了30年，这种隐忍的憋屈，还在我们心底。
　　
　　因此，我们不用怀疑政府腾笼换鸟、产业转移的报国雄心，我们不用讥讽同行引进科技，切换生产线的商业触角，这些对外在形式,先进器物的追求,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跃进。
　　
　　历史夸张地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看似并非原地的原地。磨刀不误砍柴功。我们需要商业常识和科技新知的学习。赢得世界工厂的名誉并不值得夸耀，发展和扩大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帝国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