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哪里不好

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姜大明1月10日表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基础，坚持一户一宅原则，决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所谓“逆城镇化”行为。  

姜部长的这一似要推行“新政”的强硬表态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网民几乎一边倒地反对“决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提法。  

至今尚有相当多的官员不知道他们的所言所行必须于法有据，更不知道表述政策应该使用明确的法律概念。比如在这里，身为国土部的官员，至少要厘清“城里人”在法律上是如何界定的，所涉及的“农村”包括不包括“城中村”与“城乡接合部”，城市辖区内“农民市民”居住的区域又该怎么说，从乡下转了户口又想回乡的大学毕业生算是什么人，城里的房地产商和审批土地的官员，是不是“城里人”。  

其实“城里人”这样的说法并无法律意义，官员欲行新政，需先通过立法对“城里人”概念做出司法解释，缺乏这一点，就让国土部出台的“新政”呈现出于法无据的特点。这样的“新政”要强硬推出，只好找一个政治正确且具有一定权威地位的理由作为依据，于是就拿“逆城镇化”当帽子吓唬人。  

我们且将农民进城生活、买房算“顺城镇化”，市民下乡经营、建房算“逆城镇化”，但此一顺一逆，都包含正面和负面两种动因与效果。“顺城镇化”不见得都是进步，“逆城镇化”未必全然落后。农民背井离乡进城谋生，只因他们的希望不在田野上；城区市民下乡经营、居住，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希望的田野。官员，尤其是较高级别的官员，应该洞察这一点。  

城市里房价高得离谱，市民付出多方面的代价去乡下居住，事实上可以起到减少无房户和房奴，减轻城市负担的作用。假如市民放弃政府保障房福利自谋出路，以保障民生、增加国民福祉为己任的政府职能部门为什么要加以阻挠呢？  

农村人可进城买房，城里人不准进村买房，这显然没有道理。上世纪50年代，一些文件和法令剥夺了国人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死死卡住了农村居民迁往城市的路径，使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造成迄今仍难根除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如今，当国家松动对农民迁居城市的管制多年后，国土部试图对城市居民迁往农村施以管制，这种关乎社会前途的重要表态或可能的决策，经何种程序加以合法化，将如何运作，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  

其实，倘若在城市里买不起房的城市居民到农村买地建房，势必出现利于民而不利于地方政府的结果。因为这会打破一些地方官员垄断土地交易的局面，进而，地方政府会少收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商建的房子销路会受阻，城市里的高房价将难以为继，城里尚未拍卖的土地再也卖不出好价钱，政府土地财政红利会蒸发，政府和银行、房地产商等强势群体会同时遭遇利益链断裂的危险……  

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商，建房后再加高价卖给城市居民，这一联营模式，因最能实现强势群体利益最大化，而使得某些官员不顾一切地拼命捍卫它。  

有些地方官员和商人为利润而毁败、强征良田，却打着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利益的旗号招摇。不是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和土地吗？其实不攫取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和自主交易权就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农民才是最热心保护土地的人，怎样处置、使用自己的土地最合算、最节约，农民最明白。他们的自主权即他们的根本利益，有了这一项权利，自然能够实现保护土地与富裕民众的双重目标。  

官员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剥夺国民一项重要权利，这是“逆法治化”；强行制止市民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你情我愿的市场行为，这是“逆市场化”；得不到超高的垄断利润则誓不罢休，这是权力的“逆国民化”。一言以蔽之，国土资源部部长的上述言论，是值得商榷的。 

眼下，“新型城镇化”正在大力推行，其内容之一就是放宽农村居民前往中小城市落户的限制，这无疑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向往城市美好生活愿望、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农民迁徙自由权的重要改革举措。但如果仍然禁止城市居民选择以适当的方式前往农村地区定居，这显然是令人费解的举措，在传达错误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