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公司｜当前中国服务业大企业发展扫描——基于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数据

　　2022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是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连续第18次向社会发布的服务业大企业榜单。这一榜单反映了我国服务业大企业在2021年的发展情况。本报告从这一数据出发，分析2021年以及党的以来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发展的特征，当前服务业大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进一步提升竞争能力、迈向世界一流的建议。

　　2022服务业500强企业规模有较大幅度提高，净利润总体实现增长，行业结构持续优化，不同地域、不同所有制企业各自发挥优势，一批“三新”企业入围给服务业大企业群体带来了更大发展活力。以服务业500强为代表的服务业大企业发挥主引擎作用，畅通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起到了有利的支撑作用。

　　2022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48.15万亿元，增长率达10.47%，过去两年平均增速为7.94%；资产总额达到322.55万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8.01%。以来，服务业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从20.48万亿元增长到48.15万亿元，增长了1.35倍，复合增长率为9.97%；入围门槛从24.16亿元增长到69.09亿元，提高了44.9亿元；资产总额从124.22万亿元增长到322.55万亿元，增长了1.6倍，复合增长率为11.19%。

　　此外，服务业企业500强的营收总额连续7年超过制造业500强，但人均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500强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2022中国服务业500强企业的人均营收为316.43万元，相比制造业500强的人均营收366.53万元，低出20.1万元。这和服务业态本身发展更多依赖于人，而且服务业500强中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态的占比处于高位不无关系。

　　2022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达到万亿元及以上的企业数量达到7家，分别是国家电网、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平安、农业银行、中国中化和中国人寿，相比上年增加2家；营业收入达到千亿元及以上的企业数量为88家，与上年持平。过去三年只增加了1家，企业迈向千亿级规模步伐趋缓。千亿规模是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同时也是企业成长中不太容易突破的瓶颈并伴随着更复杂的管理要求的一个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业企业的做大做强任重道远。

　　2022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达到3.15万亿元，相比上年微增2.85%。平均收入利润率为6.55%，与上年相比下降0.48个百分点。服务业500强企业经济效益水平在不同 行业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金融业、互联网服务和房地产获利较为丰厚。剔除金融业对服务业500强净利润高贡献的影响，非金融服务业500强企业的平均收入利润率显著降低，仅为3.18%。受疫情影响，医疗零售及健康服务获利水平大幅提高，收入利润率分别为9.33%和9.01%。

　　以来，中国服务业500强企业所实现的净利润从1.55万亿元增长至3.15万元，增长了1.03倍，复合增长率达到8.22%。资产利用效率总体上有走低态势，2013-2022年间，平均总资产利润率、平均净资产利润率和平均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下降了0.27个百分点、4.49个百分点、0.0161次/年。

　　2022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共分布在42个小类行业领域，12个中类行业。其中小类行业内企业数量排名前十位的行业包括：商业银行（45）、住宅地产（44）、物流及供应链（43）、多元化投资（34）、综合商贸（31）、互联网服务（19）、汽车摩托车零售（19）、金属品商贸（18）、连锁超市及百货（18）、综合服务业（18）。

　　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行业格局持续优化，现代服务正在崛起。以来，传统的批发贸易、零售、交通运输等行业入围数量持续走低，从275家下降到193家，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业、物流及供应链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快速崛起，从59家攀升至150家，服务业500强企业所在行业分布明显分化，整体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022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物流及供应链服务企业入围43家，已经跃居前三大行业，但企业规模有待扩大。43家物流及供应链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86万亿，占服务业500强比重为5.94%， 远小于企业数量的占比8.4%。相关企业面临做大 做强的双重任务。同时，作为数字产业化方阵的主力军，互联网服务企业和信息技术服务（IT）企业分别入围19家和14家，合计33家。以来，大幅增加了24家。10年间，数字产业化企业快速发展，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居民个人的数字化体验，对企业、城市等主体的数字化转型都提供了重要支撑。

　　2022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排在前五的分别是广东75家、江苏53家、北京50家、浙江49家和福建40家，合计入围企业数量267家。和上年的地区五强（广东73家、北京53家、江苏52家、上海49家、浙江47家）相比，入围数量由274家减少到267家，前五强的集中度在降低。广东仍旧排在第一位，江苏和福建大幅进步，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五位，尤其是福建从第二梯队快速进入第一梯队，北京尽管仍位居前三，但入围数量在持续减少。

　　江、浙、闽地区的服务业企业快速崛起，更具发展活力，同时北上广传统三强的规模优势不容忽视。北上广三地入围企业在服务业500强中的营收占比分别为45.55%、14.31%、8.45%，合计 68.31%，实力犹显。江苏因整体企业规模偏小，没有入围前五。北京以绝对的优势，排在第一位。

　　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来看， 2021—2022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东部地区从370家企业减少到365家企业，中部地区从59家企业增加到65家企业，西部地区从62家企业增加到65家，东北地区从9家企业入围减少到5家。

　　2022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入围257家和243家，营业收入分别为34.33万亿元和13.83万亿元，分别获得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32万元和0.83万亿元。以来，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传统服务中政策准入门槛的下降，民营企业的入围数量持续增加，从215家增长到243家，增加了28家，其中2021年达到最高点，入围数量258家。

　　在入围数量上与国有企业不断追平的同时，民营企业的营收额和利润额与国有企业差距也不断缩小。以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均营收规模差异从3.4倍缩小至2.35倍；净利润差异从6.62倍缩小至2.51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不同领域齐发力、共发展。国有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入围数量具有绝对优势，提供基础保障服务；民营企业则围绕消费端的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围绕生产端的支撑服务、连接服务和牵引性服务大展身手。

　　近年来，服务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和创新创业方面贡献突出。2015年至今，服务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已经连续7年超过50%，并保持了持续上涨的态势，同时成为吸纳就业最大的产业。以服务业500强为代表的服务业大企业也发挥主引擎作用，规模大幅增长，效益稳步改善，行业结构显著优化，一批“三新”企业入围给服务业大企业群体带来了发展活力。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服务业大企业仍旧面临着不少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产销同步的传统服务业态面临很大冲击，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经营成本增大、资金压力等难题接踵而至，也暴露出一批服务业大企业战略冒进导致风险敞口过大、价值创造能力不足等问题。

　　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的压力，这在服务业领域表现突出。这两年，多地疫情反复，给产销同步的旅游、餐饮、住宿、 娱乐等线下消费带来持续冲击，很多企业的业务都出现明显萎缩，与此同时线上消费也表现出一定的疲软态势。电商“618”促销是上半年线上消费的晴雨表。相比去年，今年阿里、京东和拼多多等综合电商平台交易额为5826亿元，同比增长仅0.07%，增速出现放缓。从消费性服务业入围服务500强的情况看，消费需求的恢复受居民就业水平、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等因素影响显著， 在经济困难时刻，这些因素的好转需要一个过程。而服务供给端受到防疫政策的影响，面对面的服务方式，商品的有效流转等方面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生产性服务业也面临需求不足的情况。一方面，制造企业景气指数下降导致相关服务需求不足。受服务业长期以来发展质量不高的影响，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动机更多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当制造业规模大幅增长并处于明显上升期时，会寻求服务提供商来帮助提升发展质量，而不是服务提供商已经对 制造业的发展质量提升显示出很强的必然性。因此，在外部环境较为复杂，经济整体压力加大时，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空间将被明显压缩。另一方面，服务和制造融合式发展已经成为趋势，服务型制造业正成为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 并取得丰富的经验。制造业企业围绕价值链，将研发、工业设计到供应链管理、分销服务、售后等服务环节融合到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中，由简单加工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这给生产性服务业带来了两大挑战：一是制造业产品服务一体化减少了现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空间；二是对生产性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服务供给要真正解决企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真正能够帮助企业组织实现降本增效。同时也要看到，从制造企业孕育而出的服务业态也成为服务业企业产生和做大做强的一种可靠路径。

　　尽管服务业大企业在规模总量方面进步显著，也催生出一批新业态和新模式，但仍旧面临服务意识不足、专业化服务能力不高、服务价值贡献不大等问题。

　　首先，服务业大企业发展模式依旧较为粗放。从企业的经营理念看，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空间广阔，以互联网、金融和房地产为代表的增长点比比皆是，企业甚至无需在服务质量上多费功夫就能活得很好，于是怀着极大的热情追逐一个又一个发展的风口。很多服务业企业都在以一种粗放式、多元化的思路在快速做大。从服务需求来看，中国庞大的、多层次的消费市场，让很多服务企业正处在解决“有没有”的阶段，距离真正实现“好不好”有一段路程；同时中国制造的长期低成本、粗放发展，也没有给本土商务服务带来太多有效的市场锤炼的机会。

　　其次，很多服务业大企业价值增值水平不高。以流通服务为例，这是中国服务业500强中历年上榜最多的一大产业。今年的榜单中，批发贸易类企业有106家，零售类企业有50家，合计156家，占比31.2%。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流通体系中，经销商等级众多，大都处于“二传手”的定位。批发商“赚取差价”、零售商“物业收租”，嵌入型服务、增值型服务涉及还不够。在“价值创造” 这一环节，竞争力不足往往让众多经销商在生产者/品牌商面前的话语权日渐式微。观察中务业之间的差异，这一特征更加明显。美国几乎没有中国式的“批发业”，商品从工厂或农场，经过发达的物流体系，直接进入消费环节。这一过程背后的推手正是各行业能量巨大的分销商，他们具有明显的销售组织和技术管理性质，而非简单的商品集散功能。

　　观察中国服务业500强发布以来近20年间的变化，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业、物流及供应链等现代服务企业发展日新月异，极大优化了服务业大企业的产业分布格局，同时贸易、零售和交通等传统服务占比大幅下降，服务业朝向现代化迈进步伐坚实。然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迫切需要高质量服务的支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旧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症结，当前服务业体量发展不足、发展潜力依旧释放不够、发展质量中还有很多短板。

　　首先，有效服务供给不充分。一方面是居民消费加快升级，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是五星级酒店呈现卫生乱象， 餐饮店卫生难题已经是行业公开的秘密，消费服务亟需常态化的卫生标准和操作规则。一方面，长寿时代人们需要更加完备的医疗、养老、健康服务，另一方面，这些领域还没有增长出足够多的服务业大企业。一方面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和“四大”为代表的外资企业长期服务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咨询、法律等知识型专业服务企业成长质量不高，进军国际市场步伐缓慢。这背后是服务业企业的供给能力没有跟 上经济发展的需求，没有跟上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没有跟上那些坚持高质量发展路线的制造业企业的步伐。

　　其次，发展效率有待提高。近年来，服务业大企业的发展规模实现了由追赶到一定程度的领先。自2016年开始，服务业500强营收总额开始超过制造业500强，已经连续保持了7年，但相比制造业500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2006年到2022年，服务业500强的人均营业收入从70.69万元增长到316.43万元，制造业则从87.67万元增长到336.52万元。制造业更容易实现规模化生产和智能化运作，以劳动密集型和个性化需求为特征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对较慢，服务业企业营收的领先和在GDP中比重的上升，不排除“鲍莫尔成本病”的可能，即随着制造业的生产率更快改进，服务业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导致提供同样服务所需要的价格相对更高。

　　近几年，以乐视、海航、恒大为代表的一批服务业大企业通过加杠杆、并购和多元化经营快速扩张，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但在市场遇冷或者政策加紧等环境条件下很快陷入了资不抵债、破产清算的境地。纵然还活着的企业，也因为现金流紧张和债务违约等困境让企业面临生存压力。

　　究其原因，一是近年来新技术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层出不求，互联网金融、新能源汽车、大健康等风口频现，已经取得发展成就的企业过分高估了自身对新机会的把握能力，陷入了战略冒进主义陷阱，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跟不上企业扩张的速度，外部环境的下行压力成为触发和加速企业消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是过去这些年房地产、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实现了大发展和大跨越，尽管很多企业“立于危墙”，还是在行业快速增长中得以幸存，并取得了丰厚的回报，让很多企业存在幸存者偏差的侥幸。比如以重资产、高负债为逻辑的房地产行业， 在2008年金融危机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企业在四万亿救市中留下了很多“幸存者”；在行业普遍的高周转模式中，建筑安全事故频发，但依然在2018年以来的世界500强中包揽了这个行业的全部入围席位，迎来高光时刻。但“房住不炒”的大趋势中，那些依然没有回归经营本质，持续改善经营效益，在“活下来”中完成转型的企业开始陷入不同程度的危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两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从2019年的15024.9亿元下降到2021年的2113亿元，其中出境旅游受疫情影响大幅减少，旅行服务逆差从14941.6亿元降至2021年的6430.4亿元。这意味着，2019年的服务贸易逆差主要由旅游服务导致，占比99.45%，其他服务贸易基本达到进出口平衡；2021年的旅游服务逆差要高出服务贸易总体逆差4137.4亿元， 那么总体服务贸易逆差减少则是非旅游服务贸易的顺差所致。其中，数字信息的服务贸易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他领域的服务贸易则进展不明显。

　　从大企业的情况来看，2022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只有179家企业获得了海外收入，174家企业布局了海外资产企业，占比分别只有35.8%和34.85%。在2022跨国企业100大中，服务业大企业仅入围21家。

　　当前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给我国服务业企业参与跨国生产布局和国际分工带来巨大挑战。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叠加作用下，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暴露，面临断供危局。作为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和纽带的物流运输、贸易服务等企业的国际业务开展受到显著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服务业长期发展落后，服务能力不足，尤其是对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没有起到足够的支撑和保驾护航的作用，服务业出口缺乏竞争力。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力度。对广大服务业企业而言，一方面能够有机会引进新的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专业服务经验，激发自身的成长动力。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在国内服务市场，可能面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压力；在国际市场中，也可能会受困于外资所能提供的全球体系化服务的掣肘。在鲶鱼效应中如何“与狼共舞”，是摆在我国服务业企业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着力推进“三新一高”发展战略，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服务业企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要求。服务业大企业的发展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仍要看到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有利条件，尤其是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追求的永恒性和数字经济给服务业发展带来发展空间和价值重塑机会。更重要是，很多企业已经先人一步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他们在多变和不确定性环境中展现出的发展韧性和活力，具有很好的启发性。

　　首先，客观认识三张财务报表，重视现金流量表的质量。保证维持生命的“血液”——足够的现金流和毛利水平。尤其当市场处于下行压力时，现金流是导致企业活下去和要死掉的唯一标准。相比较而言，利润是基于价值观的一种选择。从财务报表看，利润是收入扣除各项成本以后的结果。研发投入高、员工收入高，甚至于偷税漏税等等选择都会促成利润的提高，但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因为积极正向的投入令利润有短期的下降，也未尝不可。企业要学会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的兼顾，在规模、利润、现金流三个方面做出平衡和取舍。

　　其次，积极应对变化，保持稳定且持续的增长。柯林斯和汉森在研究“十倍领先企业”时强调了“20英里”原理，即在逆境时要坚持在高绩效的承诺，顺境时也不要过度消耗，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都坚持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这两年，房地产行业频繁暴雷，其中也不乏行业巨头，但万科活得还不错，这得益于万科的居安思危的意识。早在 2018 年万科就喊出了要“活下去、活得好、活得久”，并努力转型成为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更为重要的是万科的“农民”心态，无论在什么样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中都不忘记企业的使命是把粮食种出来，保证企业能够增长。

　　第三，把握发展速度，平衡好踩油门和踩刹车的节奏。进入服务业500强的企业都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优势，选择多元化扩张或者专业化深耕，都具备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同样也需要更强的管理能力和协同能力。同时，具有了规模优势的企业，应该着力将规模效应发挥出来，不能只顾向前奔跑，要将做大、做强、做优、做新和做久等发展目标进行平衡。因此，我们强调大企业不要盲目乐观，要注重风险管控，要构建和企业发展规模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能力。在每一个阶段，做对的事情并把事情做对，才能获得持续成长。

　　当前中国服务业500强的行业分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很多重要的服务领域我们还没有产生足够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即使在榜企业，其规模、效益和竞争力和美国同类企业相比较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对企业成长而言实际上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市场。今年是中国500强综合榜单发布的第21年，那些持续在榜单中的“常青树”企业，既有历经行业扩张的汽车、房地产、通信、机械设备等，有相对稳定的银行、家电、食品、农产品、电力电气，也有经历过山车变化的零售、新能源、轻工制造等，分布范围广泛，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主业和能力建设上都表现出了极强的专注力，体现出了围绕核心业务或者能力向外拓展的战略定力。因此，我们强调服务业大企业不要一味迷恋风口和热点，不要依赖行业本身带来的红利，将时间线拉长，每一个行业都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当然，战略定力不等于业务聚焦，不是固守一个产品或者服务不去做多元化拓展，而是要基于构建可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做调整和优化，围绕客户需求变化不断提升产品服务，优化解决方案。

　　企业发展的根本不是因为创业者的愿望，或者所拥有的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和最新设备，而是因为客户需求的存在，因为能帮助客户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因此，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做优做久，就必须聚焦客户，从客户需求出发，以优化现有业务或者开展新的业务为手段，扎实提升服务能力。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参与性和创造性。这既包含了内部的员工，也包含了外部的客户。服务能力的建设离不开对“人的需要”的深层关照和对 “人的价值”的深度开发。员工是企业内部的顾客，员工和服务一体两面，“服务至上”的另一面便是服务的提供者——员工至上。顾客也可以是企业的外部员工，越来越具有话语权的领先客户参与到服务过程中，可引领某种服务潮流。所有的服务设计、服务品质和服务方式的落地都依赖于此。

　　价值创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里我们需要理清楚的是价值创造的实现路径，穿透财务数据和产品服务表象的价值创造力。

　　企业成长的逻辑起点是满足现有需求和激发潜在需求，提供物美价廉、便捷、安全、可靠的产品和服务是表象特征和价值承载。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产品和服务具备这些特征呢？是企业的价值创造力，是基于客户需求，向前一步追问客户需求背后的真正关切；是明晰企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关键能力和关键要素才能回应顾客的需求。企业需要把握这两个关键问题，才能够实现价值的持续输出。因此，价值创造力的关键在于对业态本质、需求内核的把握和对创造价值核心能力的掌控。

　　京东在2007年就开始重金投入物流，哪怕在长时间亏损的考验中，依然坚守物流能力和供应链效率之于电商业态和电商用户重要性的信念。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快速可靠的物流保障了京东能够带给用户优质的购物体验，强化了客户忠诚，成就了物流环节本身的市场空间，在直播带货、市场下沉等新消费的角逐中，京东都借此保障了增长的稳定性。这是京东对客户需求向前一步的探索和对零售业态本质这一基本命题的洞察。

　　在疫情中实现逆势扩张的便利蜂，成立之初就携带了数字化基因，力求在“管货”和“管人” 上所有决策都由数据和算法确定，降低对难以量化的经验积累与模糊判断的依赖，构建出可复用可迁移的能力，获得持续成长的韧性。同时，考虑到食品安全是疫情中消费者关注的首要因素，便利蜂深度链接产业链资源，自建鲜食供应基地，投资鲜食工厂，在环环相扣的数字化应用中，保障每一件鲜食产品的踪迹都能完整溯源。

　　当前，中国经济正由制造业主导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由简单的供需关系转向互为依赖和互为赋能，尤其是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之间呈现出融合互动、相互依存的共生态势。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对破解当前制造业发展矛盾，促进服务业优化升级都具有重要作用。大企业具备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管理水平、信息技术及应用等优势，在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方面具有更好的基础。广大生产性服务企业要顺应这一融合大趋势，拓展B端的服务空间，提升对生产企业的服务能力。

　　首先，随着制造业发展和分工深化，价值链不断分解，研发、生产、营销、配送、维护等各个环节能够进行重新组合，尤其是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服务要素深度融入价值链，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每一个环节增值和重组的可能性，从而出现制造和服务从企业组织中不断分离，在业务上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趋势。传统制造、传统服务与云计算、大数据的结合，轻工业与电商渠道、直播渠道的结合，建立行业性的研发、工业互联等公共平台，都能拓宽服务市场，尤其是围绕制造的中高端、专业服务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近两年，一批围绕于此的新兴服务企业获得了不小的成绩。脱胎于海尔的卡奥斯平台、航天科工的航天云网、 三一重工的树根互联，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此外，红豆集团打造的纺织服装工业互联网平台，找钢网专注钢铁行业的saas服务也都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专注于提供医疗研发外包的药明康德，为全球制药、生物科技和医疗器械公司提供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猪八戒网 “聚众智、汇众力、创众业”，整合大量专业人员为企业或者个人提供品牌营销、软件开发、财税和科技咨询等等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其次，在价值链上处于主导地位的服务业企业，也可以凭借其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优势，通过贴牌生产、连锁经营等方式嵌入制造环节。比如，研发企业拥有自己的发明专利，设计机构拥有自主创新设计，流通企业拥有健全的销售和物流网络，终端零售企业掌握大量的消费行为数据等，这些企业为了寻求全产业价值链的增值，利用自身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建立起自己的制造工厂。近年来崛起的供应服务企业，依托上下游的采购分销优势，平台化聚集、整合能力，有向制造端拓展的更多可能。比如怡亚通尝试利用联通产业链上下游的采购、分销优势，孵化产品。其中“钓鱼台珍品壹号”白酒在上市当年销售额就达到了近3亿元，是流通服务商向品牌制造的有益探索。互联网服务平台利用在服务终端积累的大量客户和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大数据，布局拓展制造业务或者开发生产能够与自身互联网业务形成战略协同的硬件产品，形成服务产品化模式。比如网易严选联合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众多国际大牌代工厂，制造拥有“更好的品质和更低的价格”的产品；阿里从数据优势出发，以C2M引导制造，对工厂进行数字化改造，在深圳东莞的数码3C、中山的小家电、浙江诸暨的袜业中，打造出了很多爆款产品。还比如顺丰正从单纯的物流商，涉足到无人机制造领域，百度介入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等等。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力度，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中央、国务院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强调要“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已印发出台，在北京、天津、上海等28个省区市（区域）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与此同时，电信、评级、金融等垄断性行业的外资准入限制逐步取消。2020年，金融业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2021年，首家外资独资保险资管公司获准筹建，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获批开业，服务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放格局。服务业大企业要主动融于开放格局，尽快补齐人才短板、缩小服务能力短板，从两个方面着力，有序拓展国际市场。

　　一是发挥服务业大企业汇集资源、协同发展的平台优势，与制造业企业一同“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不断提升国际经营水平。有两类企业面临很大机会。一是贸易类和供应链服务企业，这类企业在承载商品和要素的流通的同时，也兼具了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聚集作用，具备了从简单的“赚差价”向更具价值增值的模式转变的基础条件。尤其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全面探索提升便利水平的背景下，这类企业可以发挥全球大流通的优势，同时融入管理、技术、融通等服务手段，在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转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挖掘并整合要素和信息流通背后的需求和机会，拓展服务空间。

　　二是咨询、法律、会计等知识化服务企业，要着力破解自身服务能力不足和制造企业海外拓展急需专业化支撑的矛盾。这类企业对理解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特点和面临国际化经营的困境具有天然优势，在此基础上，要补齐本地化能力建设的短板，用本地化人才和方式解决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等问题。要发挥不同市场中的有利资源，切实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二是抓住全球数字经济浪潮，探索服务业国际化新方式。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服务业出海提供了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天然链接海量数据和巨量用户，服务的远距离投放产生的边际成本很低，跨境出海产生的额外成本较小。很大程度上，数字经济发展天然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依赖于此，研发服务、众包平台等不仅能够提供跨越时空的服务，还能够发挥全球资源优势，提供世界级的高品质服务。数字经济正改变传统服务贸易的方式，为服务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高维度的路径。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拓展了服务贸易的市场新空间。这既包含了以云办公、远程教育、远程医疗为代表的各类线上服务，也包括了以数字信息本身为生产要素和服务内容的虚拟服务，比如社交、游戏、娱乐等。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性以及各国文化生活的差异性，数字经济技术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对生产生活的改善将有巨大空间。很多企业抓住这一机遇，天生就携带了国际化基因，成立之初就利用多国资源、向多国销售产品来构建竞争优势。我国以赤子城和SHIIN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已经开始了“天生国际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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