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表帝国的崛起一文看懂假手表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仿造腕表是个秘密的封闭世界，跟随着一家专门从事知识产权保护并与中国当局有合作的公司，我们才得以进行实地探访。虽然他们每天都能缉获大量假表，但造假者的制假技艺越来越高超，销售渠道也更加隐蔽且多样化，甚至将电商平台发展成贩售假货的乐园。

　　在广州的一条街上，一个手持腕表的男子向我们靠近，定睛一看发现全是奢侈腕表品牌，其中还不乏限量表款。攀谈了几句之后，他便领着我们走进了一个隐藏在露天市场背后的秘密世界。顺着旧楼锈迹斑驳的楼梯往上爬，穿过了一道镜子做成的门之后，便来到一间宽敞明亮，装饰了高档霓虹灯的休息室，里面摆满了数百只“瑞士名表”。几位销售人员上前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他们“产品名录”，他们还强调这些全都来自最厉害的复刻表厂NOOB，简称N厂的“匠心巨作”。谈话间，两个印度游客也已悄然进到了商店。

　　突然，警哨响起，在门外大叫：“！”。那些销售人员瞬间就被震住了，之后，在一遍遍催促之下，他们放弃了抵抗，打开了那道镜门。冲了进来，开始按照品牌、表款对腕表进行仔细分类。那些销售人员和腕表都被带到了局，一群猎奇的群众等在楼下，拿着手机拍照。我们也跟着稽查队直接前往当地行政大厦进行汇报工作。

　　刚刚目睹的场面只是荟萃商标协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U，奢侈品牌方的利益代表）与当地政府每天在中国进行的众多联合打假行动之一。该组织每天在亚洲范围内平均发起50多次缉获行动。

　　几乎所有瑞士制表公司都是STU客户。然而，就算经过实地调查以及长期的缜密计划，在协会行动当天，却也有一些腕表成了漏网之鱼，没有被缉获，如品牌百年灵（Breitling）的表款。具体原因则是因为品牌在2017年被CVC全球领先的私募公司收购之后没有跟新与STU的合同。同样，假冒的宇舶HUBLOT和泰格豪雅TAG Heuer也没有被缉获。

　　STU负责人Thierry Dubois说：“与我们没有合作或是协议的品牌，我们无法助其打击假冒产品。”那天，我们当场查获了大量的劳力士ROLEX、欧米茄OMEGA、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爱彼AUDEMARS PIGUET、浪琴LONGINES、RICHARD MILLE、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和沛纳海PANERAI等品牌的假表，它们在造假者中极受欢迎。陈列室将在未来几天内拆除，手表也将在缴获后的一到三个月内销毁。

　　除了子承父业，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打假游戏以外，Thierry Dubois还是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的香港代表。STU由其父亲Charles Dubois于1984年创办。Thierry Dubois生于尼日利亚的比亚夫拉（Biafra）冲突时期，那时，他父亲是当地拉各斯（Lagos）制表学校的负责人，他本人则在科特迪瓦和黎巴嫩长大。“由于黎巴嫩内战爆发，我们于1975年举家搬到了香港”他解释道，“在这里我度过了生命中大部分时间。我从小就耳濡目染，因此对钟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 ”

　　STU开拓业务初期，中国还只是一个封闭的国家，香港以北的深圳当时主要产业是农业和鸭养殖业（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2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平价手表以及假冒腕表的生产（二者总是密不可分）都还集中在香港。 直到品牌正式将产业链都转移至之后，制假行业也跟着迁移，扎根广东。当我们谈论批量制造时，没法将整个产业完全分开，因为无论是货真价实的腕表还是仿品都产自这里。

　　Thierry Dubois告诉我们：“公司成立之初，我们主要是打击仿造腕表的销售，之后客户也开始要求我们对其生产过程和源头进行干预。”因此，STU也会在一些血汗工厂开展查处行动，如今公司在全国100多个城市拥有代理分支机构。

　　这家拥有150个雇员的公司不光只在香港开展业务，他们还积极开拓、泰国、韩国、中国、菲律宾、澳门、越南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市场。除此以外，还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将触角从腕表延伸到了皮具、珠宝甚至眼镜等行业，因为在亚洲这些都是非常热门的造假品类。目前，公司正在开发一个全新业务领域：书写工具。

　　作为打击造假行为的晴雨表，该公司正处于一个“多产”时期，并依靠调查人员间涵盖多个领域的信息交换来提高打击效率。当腕表调查员在某个城市被“拉黑”之后，即他已经暴露了，珠宝调查员可以随时代替他。

　　回到广州后的第二天，我们去了南方钟表城，这里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手表批发市场。与缉获假表行动相比，我们此次任务的意义更多的是观察那些造假商贩在仿制具有象征意义的瑞士表款中所取得的进展。由STU聘请的制表专家刚从瑞士来到这里，他会随我们一起进行深度探访，去找出这些仿品与正品之间的难以辨认的细微差别。

　　我们在一个所谓的匠人制造的摊位前停了下来，一位女士迎上前来为我们介绍店里刚到的新货，这些东西让那位专家耳目一新。由于这并不是一次缉获行动，我们没有执行令，因此，公司也只能照单全收，将几枚非常受欢迎的表款买下来，然后送去瑞士钟表工业联合协会的总比所在地比尔或者相关合作品牌进行分析。

　　那天，公司花了近2000美金够到两枚“质量上层”的仿品，其细节的处理，陶瓷表圈的雕饰，以及放大镜的选用都是极为挑剔的。在我们离开南方钟表城之时，那位专家感叹道：“我从未见过如此精良的仿品。”不过，一条拥有先进技术的造假网络最后可能会被查处并捣毁。

　　在辨别假表方面，STU专家给出一些建议：有些表款的指针安装顺序错误；表盘上的一些小瑕疵肉眼可见，比如夜光涂层的处理很粗糙。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些瑕疵也会出现在正品腕表之上。最近，品牌又出奇招来防止假冒，它们会在表镜之上镌刻腕表的身份标记。不过，造假者也在紧跟“潮流”。

　　专家同时还指出：“这些仿品的最大技术缺陷便是其不具任何防水性能。再加上，机芯没有上油，走不了两天就会停止。”

　　其实在市场上存在两种仿品：其中一种很廉价且仿制水平也很差，当然买家清楚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另外一种是仿造水平极高的假表，都是按照正品一比一地制作的，其复杂程度也是难以想象的，对正品造成的冲击也是最大的。

　　“那些最赚钱的买卖便是花800美金在中国购买一款制作极为精良的仿品，然后转手以18,000美金的高价卖到欧洲市场”Thierry Dubois强调道，“这并非我胡编乱造，我就碰到过类似的例子。某些表款在二手市场上的高附加值及其稀缺性，让造假者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去制作质量上层的仿品。”

　　根据专家所说：“现在假表的质量越做越好。如果品牌在中国也有零配件供应商的话，有时仿品的配件质量甚至比正品的还要好。”Thierry Dubois知道一个时尚腕表品牌就是如此情况，他们还想要拿到造假者零配件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因为仿品太“成功”了 ...... 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造假者更愿意生产一些容易量产的产品，以提高销量，这全都是由于该行业本身的局限性所致。

　　大部分的造假作坊都聚集在广东省，最后成品都大量流向了广州南方钟表城，那里的批发商会接到来自全球的假表供应商的订单。在这个钟表城里挤满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双语人士则充当起了这个庞大假货网络的交易员之间的联络人。市场的可见部分只是些陈列室，但真正的交易都是私下进行的。

　　这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业务，其物流运输也变得极为复杂。Thierry Dubois指出：“造假者在不断完善他们的邮寄方式，以适应海关检查的习惯，选择开箱几率最小的过境点。”比如，法国最近一档电视纪录片跟踪记录了两块假表订单是如何通过包裹寄出的，原来它们“伪装”在中国制造的玩具之中。“通常情况下，包裹会先在韩国中转，再寄往美国”Thierry Dubois解释说，“当然，他们邮寄货物的量都很大，很难在里面检查出假表的存在。”

　　越来越多的订单都集中到了单一表款上面，这都得“归功于”电子商务的崛起，它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为造假产业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是在以前完全不可想象的。而造假者在电子商务拓展方面的“效率”往往还领先于合法行业。

　　根据欧盟知识产权局的说法，假冒产品（所有产品类别）造成欧盟每年高达83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和减少790,000个工作岗位。 美国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假冒手表和珠宝的年度缉获量大大增加，估计价值约为4.6亿美元（占在美国缉获的所有产品总价值近40％）。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假冒商品贸易量也在增加，目前占到世界商品贸易的3.3％。

　　如何捣毁这台“全球造假机器”？ 血汗工厂的数量众多和供应链的不透明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困难重重。“这并非是一个大型工厂或集团控股的市场，它是一个复杂的分销生态系统，他们既卖正品也卖假货”Thierry Dubois解释道，“许多打假项目经理都会与这些分销商进行合作。”假表通常搭载的是中国制造的机芯，如海鸥牌，或是通过中间商购得的日本机芯。在一些便宜的假冒机械表中甚至装载的是石英机芯。ETA标志性的2824机芯就是被仿造的最多的那一款。在假表界被捧上神坛的NOOB表厂，实际上其名字也是抄袭别人而来的，反正这都是造假者的惯用伎俩。

　　据Thierry Dubois所说，有时会得益于瑞士工厂的信息泄露，供应商能够直接抄袭最难制造的零配件。鉴于目前复古腕表在市场上受追捧的程度，它们也没有逃过被仿造的命运。但有时造假者也会采用一种混合模式，表款及其零组件都是正品，不过他们会在上面“动手脚”，添加一些东西。Thierry Dubois继续说道：“我在泰国就见过造假者买来真表，然后在表面镶上钻石再出售。”

　　人们在公司当地办公室汇报总结日常行动。一位升迁至另外一个部门的经理告诉我们，现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任务完全交由中国政府的一个专门项目组去执行。一般来说，原来这些都是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所负责的，由于该部门还掌管企业的工商登记注册并本身也参股数家购物中心，这明显存在利益冲突。

　　为了改变现状，中国政府于2018年成立了一个名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新机构，负责查处并打击假冒手表行为。但是，交接工作尚未完成，两个部门还得同时展开积极的配合，直到中央政府的决议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行政区域得到完全落实。Thierry Dubois表示“到今天为止，在某些城市，这种打假案件有一半依旧是工商局在处理，而另外一半则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跟进。”

　　大多数的现场扣押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分支机构来执行的，但主要都是一些行政层面上的行动：没收假冒产品，撤回销售许可证和罚款。公安局的也会执行相应的任务，执行的方向更侧重于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会被判刑，这大概占到整个打假行动的30%。

　　中国政府如何看待STU这样的公司呢？“当局对我们的看法很正面，因为我们与当局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Thierry Dubois回答道，“我们帮助他们确定查获的假冒产品、商标和设计。”

　　在国际合法性方面，STU在中国的打假行动实际形成了垄断，并且还享有与当局对话的特权。“类似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很少见”Dubois继续说道，“中国希望改变其假货制造大国的国际形象。然而，对于这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国来说，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攀升，制表商最终可能将其部分产能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邻国，这在纺织行业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如今需要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腕表制造一旦发生转移，附着在其产业生态链上的造假产业也会跟进吗？

　　与其他非法产业或类似行业相似，腕表造假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产业链上的中间商、佣金制度，甚至保护伞都是难以撼动的。比如北京的秀水街，假冒产品甚至泛滥到了首都的核心商业圈。一些STU的客户花了大价钱聘请律师，对其诉诸法律，但却收效甚微。

　　乘着电商行业发展的东风，造假行业的从业人员甚至还当起了博主，专门去对比仿品与正品之间质量上的差别。人们往往看不清问题的所在，他们甚至会揶揄说这些仿品更像是在“致敬”一些珍稀表款。

　　如今，随着3D打印机的问世，实现了人们在家轻松做设计的愿望，但是它却对21世纪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形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拥有高附加值的腕表制造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