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体育改革进入精装修”阶段——专访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曹卫东
曹卫东,中员,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北京体育大学、校长, 国家体育总局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教练员 学院院长,体育总局党校副校长。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 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 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校长助理、 副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比较文 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德 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 划、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计划、北京市 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等。获北京布五四 奖章、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德国德嘉银 行丈学翻译奖等。
2019年以来,围绕青少年体育的政策陆续出台。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成为15项行动之一;在《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规定了“让每位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的具体目标;而在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更是把“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更加健全,身体素养显著提升,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写入战略目标。学校体育改革面临哪些困境?又该如何破解学校体育的“老大难”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曹卫东。
记者:曹您好!近来,围绕青少年体育的政策陆续出台。您认为学校体育改革当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学校体育在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曹卫东:当前,学校体育改革的“四梁八柱”已经完成,进入了“精装修”阶段。全国教育大会提出了新时代教育工作的三个“相”目标,要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这也适用于体育。对于体育院校来说,要深化体育体制改革,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深化办学体制和管理改革,扩大开放,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这些都是学校体育改革 “四梁八柱”建好之后的精细活,需要加紧推进。
相比于“五育”中其他各育,体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居于更为基础性的地位,是沟通个体身心统一协调发展的桥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育体”功能的发挥,体育能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育体”是体育最核心、最独特的功能,是其全部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身体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只有拥有了强健的体魄,他们才能更好地完成学业、求得发展,并为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做出贡献。
对青少年而言,身体的发展主要受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先定”的遗传和环境因素,体育不仅有着更强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而且还能被教育者进行更加积极的干预,我们可根据一定的目的选择体育运动的内容和方法,按照发展的规律控制体育运动的强度和时长。因此,和优化遗传及改造环境相比,体育是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它能够更加高效地促进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和体质增强。
二是,通过“育人”功能的发挥,体育能够为其他各育的开展奠定基础。体育的功能不只局限于身体,它对学习者精神世界的建构以及劳动能力的发展同样具有显著影响,正所谓“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从体育和德育的关系看,体育能够提升学习者的道德素养和心理健康水平,能够磨炼学习者的意志品质、培育学习者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等,从而奠定德育之基,忽视体育,立德树人就会流于形式;从体育和智育的关系看,体育能够有效促进学习者神经系统的发育,能够使学习者的大脑得到恢复和休息,能够培养学习者的记忆力、观察力、创造力等,从而奠定智育之基;从体育和美育的关系看,体育能够塑造学习者的形体美、姿态美、动作美,能够培养学习者的审美情趣,能够发展学习者的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奠定美育之基;从体育和劳动教育的关系看,体育能够增强学习者的身体活动能力,提高其动作的准确性和协调性等,从而奠定劳动教育之基。
综上所述,体育是一种具有复合影响力的教育活动,它虽直接指向身体发育和体质增强,但内在却包含着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蕴。换言之,体育始于“育体”而着眼于“育人”,通过“身体教育”这一初始功能的发挥,体育还可对青少年产生“超越身体本身”的教育影响。
记者:谈到学校体育,有人认为“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在您看来,新时代学校体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曹卫东:在教育理念上,体育尚未进入学校教育主战场,在“五育并举”育人格局建设中发挥作用不够。学校体育工作是我国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学校和家长的应试教育观念依然浓厚,存在“唯分数论”思想,认为体育是无关紧要的副课,支持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高。不少学校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仍不能保证,体育教师和场地设施短缺等问题突出,体育教师的地位偏低。体质健康状况未与学生升学、就业、评奖评优和学校办学质量评估等挂钩,学校体育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还不能满足学生学习掌握运动技能的要求,课余训练和竞赛体系还较薄弱。此外,虽然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继续呈现稳中向好趋势,但是,各年龄段学生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大学生身体素质继续呈现下降趋势,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阳光体育”和“健康第一”的思想没有得到根本落实。
在教育实践中,体育存在教学目标落后、教学资源不足、培养手段单一、评价方式片面等问题。在教学目标上,体育课程应当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培养长期运动的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然而,一些体育教师存在“唯体质”“唯技术”的片面思想,对于体育课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社会适应及运动习惯缺乏足够的认识,忽视了体育课程的人文价值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教学资源上,匮乏和浪费兼而有之。体育教师良莠不齐,“技术过关”但不会教的情况屡现。在落实习总关于“开齐开足体育课”的指示上存在“三个缺”,一是体育老师数量上缺;二是体育项目类型上缺;三是专业型、教练型的体育老师缺。场馆设施资源也非常匮乏,比如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很难达到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配备标准》所规定的“高校室外场地设施要达到生均4.7㎡,室内场馆设施要达到生均0.3㎡”的标准,难以满足大学生的体育需求。此外,由于学校体育场馆收费和对外开放不够等情况,造成在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存在着资源闲置浪费等现象。在培养手段上,当前学校体育主要以课内体育教学模式为主,强调体质的锻炼和技能的练习,缺乏相关原理的讲解。课内体育教学可供选择运动项目有限,尤其缺少冬季冰雪项目,当然这也是受限于教学资源及条件。至于课外的群体活动则完全依赖于学生自觉,如果学生没有培养出长期运动的意识,又怎么可能坚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在评价方式上,重视对结果而不是对过程进行评价;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局限于技能和体质测验,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且无法对学生学习态度、进步幅度、运动习惯、合作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等方面进行评定,不能达到用体育“立德树人”的目标。
曹卫东:第一,在理念层面,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体育。习总提出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学校体育课程不仅要传授体育知识、技能,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中,传播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正能量的社会观念。要从“唯体质”“唯技术”的死胡同里走出来,更加注重学生终身体育习惯和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通过体育训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元素融入其间,塑造身心健康、社会适应良好的“国家栋梁”。
一是将体育与科技深度融合,完善体育科技创新体系。当前我国体育事业正处于从经验向科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中,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能穿戴、生物科学、云计算、大数据等硬科技纷纷与体育联姻,助力体育变革。例如:冰雪项目相对夏季体育运动项目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如果结合VR技术建立模拟滑雪馆,就能让更多人了解和体验冰雪项目。
对于体育院校来说,要发挥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推进竞技体育专项研究平台、群众体育科学健身指导平台、体育产业科研服务平台建设,开展全民健身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应用,着力解决重点运动项目关键技术问题。
二是将体育与文化深度融合,锻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体育话语体系。健康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是健康中国的有力支撑要素,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有着独特价值。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体育发展在竞技体育发展上做出了成功探索,但对内还未形成具有民族自信的体育文化体系,对外还未建立中国体育风格和气派的话语体系,换言之,就是“生产”了很多运动员,但没能生产出适合本民族的健康文化,导致体育在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科学文化中缺位。体育要在新的历史起点实现其价值和功能的转换,就必须从中国特色出发,锻造中国特色的体育健康文化,以实现全民健康梦助力中国梦。
对于体育院校来说,应将文化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将体育文化融入体育健身的全周期,以举办体育赛事活动为抓手,把蕴含在运动项目中的文化符号、文化元素挖掘出来,宣传优秀运动员展现出的中华体育精神;要积极探索引导竞技体育项目群众化,让群众在参与竞技运动中感受到体育精神的力量;要树立全民健身榜样,弘扬健康新理念,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将体育与国际化深度融合,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运动员有国籍,体育无国界。国际化是体育教育的一个目的,更是发展体育的一种手段。对体育院校来说,要对标国际前沿,瞄准国家需求开展引智和对外交流合作,邀请国际体育运动项目专家来校交流,聘请外国专家来校指导、任教,招收外国留学生来校深造,开设国际化实验班和非本土项目课程等,促进体育发展。
不知不觉间,我的导师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是在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不久匆匆离世的。在先生离去的这30多年里,我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情:先是去国外做了博士后,回国后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在老校长吴树青和一些资深教授的关怀和提携下,我在两年内完成了从讲师到教授职称的晋升。作为博士生导师,我先后在五所高校指导了80多位博士生,其中60多位已获得博士学位,不少人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的教授或院长,还有的入选了教育部长江学者,或成为省部级教学名师。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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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孙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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