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弄潮——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图志

　　40年前，一场变局如是启幕。开放是风，改革为浪。这一襟起于匮乏年代青萍之末的风，成于动荡时势微澜之间的浪，最终成风起云涌、浪奔涛啸之势，历经40年冲刷，形塑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截面：无论是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奇迹”，还是人们日益丰盈的内心;无论是改变360行的“互联网+”，还是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快递外卖、新“四大发明”;无论是关乎宏旨的“高质量增长”，还是关涉民生的“消费升级”都标记着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的“日日新”。

　　见微可知著，见端能知末。虽然时间给了我们答案，但我们仍需要在历史之树的粗壮躯干上，截取几圈年轮，找寻微处的纹路，进而窥探从前的风云，预言未来的旱涝。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小岗村，到“小平南巡”所至的深圳罗湖区渔民村;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中关村，到市场经济最早发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从首个个体户悦宾饭店，到领跑国企改革的首钢;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时间就是生命”沧桑巨变，总起于一场场风波乍起;历史大势，总隐于一个个脉候幽微。

　　也正是这些敢闯敢试的地点、“当时行之不觉”的拐点，铺垫了隽永深长的历史走向，让那些未知变得明了，让那些晦暗变得明亮。

　　而今，我们正走在改革开放的延长线上。我们用文字打捞那些“可昭示未来的过去”，用图片言说那些被打上了年代烙印的人、事、物，而这一切，只为给“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绘制一幅历史底本。

　　夜色下的北一路与其他城市的主干道没什么区别。马路宽阔，车辆如梭，道旁万达广场上灯火通明，中老年人在摇摆起舞，年轻人在篮球架下跑动、运球。

　　这里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中国最著名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广场上的雕塑名为“持钎人”，意在纪念过去的工人精神。

　　雕塑的百米外是名为“1905文化创意园”的建筑，钢铁制成的楼体联结各层，支撑顶棚的黑色钢架裸露在外。这里是沈阳市重型机器厂的原址。1949年，这里炼出共和国的第一炉钢;2009年，这里的最后一炉钢水被铸成“铁西”二字，随后迁往新的经济开发区。

　　从上世纪90年始，曾经因为重工业无比骄傲的铁西，开始为重工业所累。工厂倒闭，工人下岗。但经过20多年的调整和发展，铁西已经从阴影里走出来。

　　如今的铁西，3条主干道上见不到工厂的影子，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曾授予其“2008联合国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但工业之路并未终结，2017年，铁西被评为中国工业百强区，布局其中的“一园一城一谷”将成为未来的工业发展方向。

　　每年春节前，他会走访资助的北川学生家庭。2017年，一次进山家访，他见到一位妈妈每天骑2个小时摩托车进山挖药，收入微薄，家里还有孩子、老人需要照顾。这些“走投无路”的单亲妈妈们成为了家庭的顶梁柱，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但今年1月，高思发决定做社会企业，用商业的模式帮助这些妈妈们。名字一开始就想好了，叫“大鱼公益妈妈农场”。

　　高思发做公益是从帐篷学校开始的。2008年汶川地震，他放弃在外地的工作，回到家乡绵阳，从北川灾区志愿者开始做起，“那时哪里懂什么叫公益组织?没这个概念”。

　　2008年被称为“公益元年”。这十年，是民间公益组织的“黄金十年”，从松散的志愿者到职业化的社会组织，民间公益组织得到了身份的确认，但仍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2018年6月13日，位于深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内，格林柯尔系集团创始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再审。顾雏军着黑西装蓝衬衫出现在法庭，头发花白，面带微笑。

　　这场长达15个小时的庭审中，中国法院网、中国庭审公开网、最高法院官方网站及官方微博进行全程图文直播。十几万字的庭审实录，全面展示了庭审实况。

　　8月17日下午2点，山西一家科技公司及其两名员工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山后法庭公开受审，同时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视频直播。除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外，被告人的亲属也被允许持身份证进入法庭旁听。

　　“被告山西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两名员工涉嫌侵犯公民信息一案现在开庭。”坐在审判台中央的审判长张鹏落下法槌。他的身边不是穿着法袍的法官，而是两名人民陪审员。

　　2011年7月的一天，已在中关村叱咤风云15年的简晶，以创业者的身份出现在创业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坐在他对面的，是创新工场合伙人郎春晖。郎春晖看上了他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项目“拨号精灵”。

　　这家咖啡馆是中关村创业大街最早的孵化器之一，创业者、投资人都会在这里聚集。它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招聘信息和寻找合作伙伴的启事，许多人在这里看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位、得到了想要的投资。

　　与美国的硅谷一样，中关村会聚了两类人：教授、工程师、科研人员，他们有技术;以及企业家、风投家和金融人士，他们有资本。

　　“过去我们没有市场经济。中关村附近的这些科学院所的科研人员做了研究，但没有把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在联想集团工作了26年的陈泉说，但从上世纪80年始，他们逐渐打破了体制机制的桎梏，将科研成果推向市场。

　　在这片一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批又一批研究人员、公司企业将科技变成了生产力和财富。中关村也从平房土路的京城西北郊，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中国硅谷”。它没有一刻不在风口，没有一刻不在书写着“技术和资本改变中国”的故事。

　　1997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西部一个叫玉泉营的地方，茫茫戈壁、连绵沙丘。4月份的一天，时任福建省委、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带队来到宁夏考察，闽宁两省区负责同志共同商定，要在这里组织实施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建设一个移民示范区。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历时20年的闽宁协作由此展开。

　　1997年7月,这个地方被命名为“闽宁村”;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二十多年里，闽宁陆续接纳了来自宁夏“西海固”六个国家级贫困县的4万多名移民，“西海固”地区曾在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2017年，闽宁镇的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11976元，相比开发建设初期的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500元，增长了22.8倍。

　　下单的是位50岁左右的阿姨，住在首都机场南边的居民区。前一天，她在天津上大学的女儿在朋友圈抱怨，冬至没吃上饺子。这位母亲坐不住了，第二天大清早起来，和面、擀皮儿、剁馅儿她准备搭个滴滴顺风车去天津，给女儿送饺子。

　　没想到，阿姨家里临时有事，去不成了。她问曹翊能不能替她把饺子交到女儿手里，“我那时刚当爸爸，刚能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所以就答应了下来。”

　　女孩从曹翊手里接过蓝色的塑料保温盒，打开一看，妈妈亲手包的饺子香扑鼻而来。“她当时眼眶就湿了。”

　　曹翊送饺子的滴滴顺风车，是近几年蓬勃发展的共享经济业态之一。共享经济最注重的便是资源的整合及高效利用。

　　在中国，共享经济出现的时间虽短，但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均呈井喷式上涨，迅速覆盖了出行、住宿、医疗、办公等诸多领域。普通人的生活，因此被改变。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共有190家共享经济平台获得投资，投资金额达到1159.56亿元。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52850亿元，较2016年的36750亿元增长了43.81%。

　　“现在回头来看，当初把店开在丽江古城是正确的选择。”肖军有些庆幸。2005年，他在丽江古城五一街兴仁下段租下一个老房子，以奶奶的名字阿妈意开了一家纳西族特色餐馆。

　　在肖军看来，是丽江旅游的发展，自己才有机会将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纳西美食推向全国。也因丽江旅游的发展，纳西族姑娘和育苗创办的东巴婚礼公司深受游客的青睐，去年，东巴婚礼仪式被列入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没有旅游，传统的东巴婚礼就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了。”她说。

　　丽江的外来者赵成多年来得益于丽江旅游的发展，现在正在做另一件事，他牵头在古城成立了丽江古城客栈协会，希望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

　　丽江旅游始于1994年。起初，丽江游客人数从不足百万人次，到2017年已达4069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821亿元。丽江从闭塞的西南边陲城市，成长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很多丽江人、外地人的生命轨迹从此被旅游业改变。

　　快过年了，她所在的安徽六安金寨县花石乡里特别喜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但周玉梅家根本没钱过年。父母连她和弟弟的学费还没凑齐，更别说买年货了。

　　直到腊月二十七，学校老师给了周玉梅一张400元的汇款单，说有人资助她上学。父亲用400元中的一部分给他们姐弟交了学费，一部分买了腊肉香肠。

　　周玉梅的汇款单来自希望工程，一项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发起并实施的民间公益事业，旨在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并改善贫困地区的教学状况。而周玉梅出生、长大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正是1990年5月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建成的地方。

　　7月4日上午10时，在横店明清民居博览城东侧的春秋唐园里，一部IP古装剧正在拍摄。

　　在两座刷着红漆，仿唐代的城门之间，近百名群演站在拱门内。他们穿着长褂，梳着发髻，拿着竹篮，长剑或屏风，在这场公主出城的戏中饰演大臣、仪仗、宫女、百姓和骑手等。

　　同一天，在横店30个拍摄基地里，平均有四五十个古装和年代戏的剧组起早贪黑地制景，搭棚、拍摄。据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朱国强介绍，截至2017年，全国有近2/3的古装剧在横店拍摄完成。

　　作为古装剧和年代剧的代工厂，坐落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的横店如今被誉为“中国好莱坞”。从1996年建成第一个外景拍摄场地，22年过去，横店吸引了1323个影视制作公司在此注册登记，成为中国最大的片场，也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发展轨迹。

　　在中国经济转轨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在文化传媒与电视剧行业政策两个方向上逐渐放宽规制，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电视剧都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横店也在不断吸纳新的民营资本和电视制作中，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

　　1978年夏,恢复高考第二年，北大医院的一间传达室里，一群学子正在紧张地补课。上课的老师来自北京四中，学生则是四中和周边单位的职工子弟。黑板、桌椅等都是临时借来的。

　　这不是一家教育系统内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群想要上大学、想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主动汇聚到一起，在民间自教自学，自己“收费”，自我管理。

　　大约10年后，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官方文件中，首次为这种教育形式正名社会力量办学。1993年，国务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又将它表述为民办教育。

　　40年后的夏天，云南小城威信，即将高考的常远(化名)正对着电脑学习。由于出生时重度缺氧造成不可逆转的脑病，他的语言和肢体能力存在严重障碍，无法在公立学校正常就读。一家民办教育机构的网络课程为他打开了接受教育的另一扇窗。

　　40年里，民办教育已从线下发展到线上，不断普及，更加便利。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它为更多受众“解锁”了受教育的更多可能。

　　上午9点30分，主持人开始倒数“5，4，3，2，1”。接着是一声清脆的锣响，交易大厅的大屏幕上跳出红色的数字，显示该股票的代码、发行价、开盘价等信息。

　　敲锣开市，是中国上市公司登陆上交所的标志性环节。主持人在这场上市仪式上宣布，这是上交所今年上市的第29家公司，也使上交所的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426家。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滩的一声锣响，在宣告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同时，也象征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开端。28年弹指一挥间，上交所完成了从八家上市公司“老八股”到1426家上市公司的成长。此间，上交所经历过“姓资姓社”的质疑，也经历过小平南巡讲话的振奋人心。

　　一个咖啡色的木质相框，里面是“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批复通知的复制品，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红章。它展示在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航食)的三期配餐楼一层。

　　正是因为这份38年前的批复，1980年5月开业的北京航食才成为“001号”的合资企业。投资双方分别为中国民用航空北京管理局、香港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前者出资300万元，占股51%;后者出资288万元，占股49%。

　　那时，合资企业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唯一途径。“三资企业”的另外两种形式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要在1986年、1995年后才会出现。

　　在这里，改革开放初期的国人发现了与外部世界接触、学习的一扇窗，为境外投资者打开了进入中国的一扇门。“那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与国际接轨。”如今已成为北京航食行政总厨师长的付燕君说。

　　1978年11月13日上午，参观了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园区。据《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记载，在第二年(197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

　　1994年2月26日，中新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合作项目，以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为蓝本的苏州工业园区，诞生在江南水乡。园区位于苏州东部，从创建开始就承担着改革开放“窗口”和“试验田”的功能。

　　2017年，苏州工业园区给了一张不错的成绩单：在全国经开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考评中位居第一。二十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对外开放窗口。

　　新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的工业园区势头正猛，机遇挑战并存，未来苏州工业园区将如何吸引外资、留住外资，成为新的课题。

　　5月6日下午，城南天桥剧场附近的一家食品店， 一位大妈进了店门，熟练地向左拐，抓起两个“果子面包”，一分钟不到就结完了账。

　　老伴在门口等她，他讲不出几十年来独爱这一款的确切理由，或许是喜欢带着核桃仁香味的筋道，或许拆惯了浸着黄油的蜡纸包装。

　　门楣上，暗红色的招牌上喷着鲜黄的大字“百年义利”。这个隶属于北京第一轻工食品集团(简称“一轻”)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国有企业，自1951年在北京建厂至今已生存67年。

　　几十年浮浮沉沉，“义利”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浪潮下经历了长时间阵痛。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家老牌国货在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互相博弈、此消彼长，一度差点关门。

　　改革开放40年，“义利”从“唯我独尊”到落寞衰退，再到今天涅槃重生，这条复杂的曲线，难用“不惑”一笔勾勒。

　　1977年夏天，来北京出差的黑龙江知青海闻站在北京大学西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没敢进去。他羡慕校园里的学生。他问自己：“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

　　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眉县，22岁的教育局干事林双林正埋头给领导写报告，他盘算着，要好好工作，说不定哪天就被推荐去上大学了。

　　在北京朝阳无线电厂当车间主任的潘慕平已经29岁，他也想上大学，但领导一直不同意推荐。他几乎要认命了，以为自己会在工厂里待一辈子。

　　几个月后，他们等来了转机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这几个年轻人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这一年冬天，全国570万青年从四面八方涌进考场，27.3万人被录取。

　　“高考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命运的转折点。”海闻说。四十年前，住在燕园37号楼的小伙子们哪会想到，后来他们中将会走出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及诸多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

　　5月6日下午，城南天桥剧场附近的一家食品店， 一位大妈进了店门，熟练地向左拐，抓起两个“果子面包”，一分钟不到就结完了账。

　　老伴在门口等她，他讲不出几十年来独爱这一款的确切理由，或许是喜欢带着核桃仁香味的筋道，或许拆惯了浸着黄油的蜡纸包装。

　　门楣上，暗红色的招牌上喷着鲜黄的大字“百年义利”。这个隶属于北京第一轻工食品集团(简称“一轻”)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国有企业，自1951年在北京建厂至今已生存67年。

　　几十年浮浮沉沉，“义利”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浪潮下经历了长时间阵痛。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家老牌国货在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互相博弈、此消彼长，一度差点关门。

　　改革开放40年，“义利”从“唯我独尊”到落寞衰退，再到今天涅槃重生，这条复杂的曲线，难用“不惑”一笔勾勒。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刘三姐的故乡。其中有一处三县交界处，坐落着一个普通的壮族村落，屏南乡合寨村。经过一条蜿蜒的村路，很远就能看见一个三四米高的白色门楼，雕梁刻柱，上面写着十个鲜红的大字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格外醒目。

　　这里是中国村委会称号的发源地。1980年，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合寨村果作屯和果地屯两个自然村的农民们，以无记名的方式投下了自己神圣的一票，选举产生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管理组织村民委员会。他们还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己约束管理自己。这一举措，和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38年后的今天，“自治”和“”仍是合寨村的金字招牌。现在，村里除了村委会，还有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合寨村下属的12个自然屯，有各自的村民小组和党员群众理事会。它们和村务公开的“明白墙”、村委会的“值班记录本”等等，都是村民权利的保障。

　　夜幕下，328米高的龙希国际大酒店顶部，位于60层的展示厅内，纯金打造的耕牛雕塑据称价值3亿。

　　村中大道上，挂着苏B车牌的宝马、奥迪等豪车不时闪过;从空中俯瞰，家家户户入住的欧式别墅如棋盘般整齐划一。

　　把华西村打造成中国改革开放“共同致富”的样本，已逝的“老”、天天看《新闻联播》的吴仁宝居功至伟。《人民日报》评价他，“每一步都踩在改革的节奏上”。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华西村就不顾风险办厂兴业;由分田到户肇始的改革开放已推进40年，华西村仍坚持走集体经济之路。

　　眼下的华西村或者说一个总资产超过500亿元的超级企业集团，由吴仁宝之子、习惯看央视财经频道的吴协恩接棒执掌。15年来，他一直在做艰难的转型探索，伴随着高额负债等传言，以及对独特的“华西村模式”应往何处去的热议。

　　吴协恩向新京报记者坦承，从私心出发，他并不想让儿子。对于未来，他只说，希望退休后，人们也能叫他一声“老”。

　　北京翠花胡同在二环路以里，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时近晌午，胡同里飘出持续不断的饭菜香，让人循着味道找到一处挂着“悦宾”招牌的小饭馆。

　　它不起眼，开着仅容一人进出的门，旧木匾上刻着棕红色的“中国个体第一家”字样。鲜为人知的是，这间内部装潢简单不太时髦的饭馆，却曾搅动起北京甚至中国个体饭馆经营的浪潮。

　　40年前，个体经济历革动荡。直至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同意对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

　　1980年，刘桂仙与爱人郭培基开办悦宾饭店，拿到编号为001的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饮工商执照，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38年过去，刘桂仙已于三年前去世，86岁高龄的郭培基长年居住在昌平静养，鸟儿啁啾的院子里，老两口做菜开饭馆的过往，成为老爷子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悦宾饭店一传三代，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的变化与革新。“在那个年代爷爷奶奶把苦都吃了，我们得珍惜他们留下的这个馆子。对于我们来说，要去解决各种问题，抵得住这个时代的淘汰。”郭培基的孙女郭华说。

　　2012年，人郭俊宏为父亲在广东东莞设立的鞋厂注册了第一个自主品牌。此前，他的工厂为美国某知名品牌代工生产过三年雪地靴，设备齐全，技艺娴熟。

　　两年间，郭俊宏投入了100多万元人民币，生产了5000多双雪地靴，却只卖出500多双。父亲很生气，要他彻底放弃自主品牌，“把库存清理掉，回头专心做代工。”

　　但郭俊宏不愿放弃。他将雪地靴换成女性拖鞋继续尝试，经过三年多的发展，他的拖鞋现在每天能卖出一百多双，每年利润过百万。

　　与许多东莞企业一样，郭俊宏的公司最初是做纯粹的加工贸易，无需担心原料，更不用思考销路。仅仅依靠代工，他家的鞋厂就在短短几年时间，从几十人扩充到最高峰的八百多人。

　　黄朝凯是东莞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的运营长。4月9日下午，他正在帮一名刚到东莞创业的青年做创业辅导。上个月，这名青年在该中心创办了一家文化创意公司，为西湖龙井茶做营销设计。他希望，黄朝凯能帮他整合当地政府、台商协会等资源，打开销路。

　　每天，黄朝凯都会接到三四次类似的创业咨询，“很多项目团队都是刚刚从来东莞不久，对当地情况不熟悉，需要我们帮他们对接很多资源。”

　　东莞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下称“服务中心”)成立于2016年8月，目前已入驻50家创业企业，包括电商电竞互联网、科技物联网、新能源环保、文创、生物技术。另有45家企业，正在入驻。

　　在义乌廿三里街道的拨浪鼓广场上，有一组“鸡毛换糖”的铜像，这里是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从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的敲糖换鸡毛，到如今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从一个建成区面积仅2.8平方公里的普通集镇到如今建成区面积已超过50平方公里、流淌着浓郁国际化气息的现代商贸城市，义乌的4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的缩影，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影响全世界的缩影。

　　60岁的何海美是义乌的第一代摊贩，也是义乌商贸城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她看着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自己也从一个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偷偷摸摸摆摊的小商贩，做到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和何海美一样，一代又一代义乌人的前赴后继，千万义乌商人的勤劳勇敢，换来了从贫穷到富裕的艰难迁徙，最终汇聚成了创业打拼的一股洪流。

　　如果仅从村貌上看，这个村与中国其他村并无二致，整齐划一的二层楼房，环绕村舍的绿油油小麦、金黄的油菜花，奔跑的孩子，坐在屋前长椅上晒太阳的老妇。

　　但是，如果细心观察，还是会发现很多的与众不同：这里的村口装上了红绿灯，有执勤;这里的马路上有穿着统一的环卫工，洒水车放着音乐驶过;这里有的大鼻子校车，有、有派出所，有来自各地的访问团和游客，还有无处不在的视察时的巨幅照片。

　　这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庄，但历史却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1978年一个冬夜，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一纸契约上摁下鲜红的指印，分田到户搞“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这里也被习总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

　　从出生的水草寮棚搬进土墙瓦房，改革开放后全村统一搬进小洋楼，再经历城中村改造、搬进现代化高层住宅，光这搬家的事儿就能足足讲上一天，“真的很折腾!”这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老渔民操着一口“粤普”回忆着。

　　渔民村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面积仅为0.25平方公里，与香港一水之隔。渔村人本是寄寓渔船、飘零水面、生活困苦的“水流柴”，改革开放后，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短短一年多时间，渔民村就从一个贫穷小渔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1984年1月25日，南巡时专程来渔民村考察。看过村民的生活后，小平欣慰地说，“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渔民村人搬家的故事，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历次“第一次”：第一个经济特区、第一批村办股份制企业、第一批城中村改造可以说，小小渔民村，虽是弹丸陬隅，却是时代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