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戍边河西走廊一段天津知青的风云往事

　　1964年7月，大约2000名天津青年响应“屯垦戍边”的号召，告别家乡，来到甘肃酒泉，加入甘肃农建十一师，戍守边疆。1965年5月到9月间，天津1500名应届毕业生、1600名社会青年再次加入甘肃农建十一师。1966年，又有多批天津青年来甘肃、宁夏农建兵团。此时，天津支边青年分布在新疆（9100人）、甘肃（1.19万人）、宁夏（2000人）、内蒙古（1000余人），总人数达到了2万余人。甘肃是天津支边青年最为集中的地方，算上后来人数，总人数达到了1.7万余人。

　　这1.7万余人天津支边青年和山东、西安等地的青年一起，奋战在千里河西走廊。他们在千里荒原上兴建起了一座座农场，修建了一道道水渠，奠定了今日农垦系统的基础。

　　李雅成是1.7万余名天津支边青年中的一位，从1965年落户甘肃到如今，50多年的时光抹去了太多的天津记忆，唯独乡音未改。不久前，不久前，原天津支边青年、著名书法家、 篆刻家、 省文史馆研究馆员李雅成讲述了他的支边故事。。

　　1965年，我17岁，和大多数小伙子一样，毕业后就四处找零工干。那时，我正在当年的天津大沽造船厂打零工，主要是做木工。我们家，家传手艺是木匠，我从小就跟着父兄做木工活，也掌握了不少的技术。正好，大沽造船厂需要人做模具，我就在铸造车间制作木头模具，工资有40多元，当属比较高的工资了。

　　春末，天很热，我记得是5月份，街头出现了“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之类的横幅。几个朋友给我说，甘肃的农建十一师到天津招人来了。我们的热情很高，支援边疆，建设边疆，自然是很光荣的事；同时，我们从农建十一师打听来的消息说，这是部队建制，每人发一套军装。那年月，军装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很有力。另外，每月还有28元的津贴，再说家里人也希望我们早点出去，省得四处惹是生非。直到出发时，我都没有想过，到了边疆，我究竟干啥？脑子装的全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言壮语。

　　6月20日，我们就出发了，坐的是专列，是从北京发车的，这也让我们骄傲了一阵子。一路上走走停停，走了七天八夜，才到了玉门镇。我们行李都很简单，只有被褥和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品。

　　车上热闹得很，歌声不断。现在想起来，真正是热血沸腾。过了宝鸡，车窗外的景色就只有大山了，有些人就默不做声了。过武威后，看到的都是戈壁滩，荒凉得很，一些人心就凉了。

　　6月28日到了玉门镇车站。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得。玉门镇车站的浮土没过了脚脖子。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仿照其他人，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跟着队伍慢慢前行。

　　出了车站，我们上了大卡车，两个小时后，我们被拉到了玉门黄花农场。此时，农建十一师的一个团早已驻扎在那里，农建就是农业生产建设的意思，最早是在新疆成立，新疆境内有十个师，按照这个序列排下来，甘肃河西走廊的生产建设部队就被命名为农建十一师。农建十一师成立于1963年底，当时甘肃省委省政府专门发布了文件，首任师长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八路李正肃，甘肃省委李友九兼第一政委，师部以下的各级领导有部队转业的军人，也有从天津、上海等地派遣来的干部。1970年，农十一师改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1973年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一年后农十一师各农场交当地政府领导。后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农垦系统各个农场。

　　实际上，农建十一师只是个空架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只有各级团长、连长，而没有干活的士兵，所以农建十一师才到天津等地招人。

　　到黄花农场后，我被分在了一团十连，住的是地窝子。什么是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个斜坡，顺着坡在黄土层中开挖一个坑，在里面留一个睡觉的土台子，再在顶上铺上芨芨草压上土就算成了。当时，连队分得很细，有农业连、牧业连、工程连、机械连。十连是个农业连，我们整日里平田整地。后来，因我会木匠手艺，就把我调到了工程连。工程连的活就比较多了，盖房子、铺路、修水渠等等，我在天津是制作模具的，在工程连干的也是水泥模具制作。

　　起初，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修建住房。虽然我没有盖过房子，但也着上架了。盖房子时难度最大的活是“人字梁”，需要提前放样制作。我不会呀，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先让他们砌墙，等墙差不多了再做大梁，这样不就保险了。这和传统的盖房工艺相反了，但当时也是一种办法。现在想起来，其实是无奈之举。

　　酒泉那个地方，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沙尘暴。刚去时，沙尘暴还不算强烈。第二年春天，铺天盖地的沙尘暴，比现在大得多。各连队都在田野里干活，遇到沙尘暴就要收工，为了避免收工不一样，有个规定，田埂上站不住人就可以收工回连队了。

　　我们平田整地时整出的田埂有50厘米高，等到田埂上站不住人时，沙尘暴已经很大了。回连队的路上，我们拿着铁锹头，挡在眼前，沙尘暴打在铁锹上“啪，啪”作响。沙尘暴大时，一夜间就把我们住的地窝子的门堵上了，早晨起来一开门，沙子堆了半地。

　　艰苦到了无以言表的程度。平常吃的都是苞谷，实在累得受不了，就请一回病假，享受一次给病号的优待，吃上一碗面条。这或许就是我们那个年月最美的享受。

　　大部分人都是抱着建设边疆的想法来的，很单纯。但也有些人的想法不一样，刚到玉门镇车站时，就有人哭着不下车。到了连队，有人长年装病，最后装成了真病号（当时规定，有病的可以退回天津）。据说有一个战友，为了离开农场，长年假装腿有毛病，最后习惯养成自然，改不过来了。

　　那年月回家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我是比较幸运的，刚满三年就请上假了。此时，正是1968年冬天。谁知，等我回家不久，各个连队的派开始夺权了，各团场乱成一团，“武斗”就开始了，引发了一次回城。在混乱的局势中，大部分支边青年都回原籍了。这样一来，无形中我的探亲假也延长了。

　　我们虽然回城了，可是户口粮食关系还都在农建十一师，时间一长，吃饭就成问题了。大家各施高招，我先是和几个朋友到河里抓鱼，以补贴家中，后来就四处找着打零工。回城的人越来越多，活也不好找，没有办法，我只好重操旧业，拿出在农场盖房子的手艺，四处帮人家盖个小房子，做家具。有时能赚点钱，有时纯粹就是帮忙，混碗饭吃。到1969年3月份，有了让我们回去的风声，街道上开始劝说了，单位上也发电报叫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粮食关系，吃不上饭，在城市中几乎无法立足，1969年4月份起我们就陆续返回农场了。

　　回到农场依旧干着“修理地球”的活。我还在工程连。九大结束前夕，我们集中了全连的木料，做了一个宽约6米的巨型忠字匾，上面雕刻了主席像、向日葵等，在全团赛中夺得了第一。后来，部队战备紧张，靖远的一支看守监狱的部队调走了。上级从各团场抽掉出八个连，组成独立营，调到了靖远县红会地区看守监狱。这样我就离开了酒泉。再后来，我考入了甘肃省水利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水利系统，这才算有了一个线年，改革开放后，天津支边青年也返回了天津，当年的17000多人如今留在甘肃的估计有数百人。

　　不论走到了哪里，屯垦戍边、支边开垦戈壁荒原的经历也融入了我们的血肉，成为我们人生的最大财富。而我们也学会了坚韧、执着、顽强，如同一株株戈壁红柳，在祖国的四面八方生根发芽。我常常这样说，在共和国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这一代人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用我们的稚嫩肩膀替共和国扛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