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国建设与管理国家公园与西方有何不同

　　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峰会上，中国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概念首次出现于1872年。一百多年后，中国为什么设立国家公园？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怎样的意义？中西方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如何交流互鉴？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咨询专家、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农林学部委员、福建农林大学校长兰思仁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中华民族的特质和中国的现行制度，使得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鲜明特点；中西方国家公园可交流互鉴，共同进步。

　　中新社记者：从2016年启动体制试点到现在列入中国首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做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兰思仁：虽然国际上已有相对完善的国家公园管理模式，但中国不能简单照搬。总体看，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有三大难题：一是试点区域内集体林地面积占相当比重，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二是试点区域横跨福建江西两省，工作协调难度更大。三是试点区域内存在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种类型保护地，各归不同部门管辖。

　　在此背景下，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了许多探索和实践：在管理上坚持统分结合，整合原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类型，实现统一、垂直、高效管理，根本解决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职责分割的弊端；在保护上坚持精准高效，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按功能区实行差别化管理，进行“天空地”一体化全方位监测，并探索资源保护购买社会化服务试点；在发展上坚持互促互赢，建立社区协调发展机制，一体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开展特许经营、商品林收储等改革，积极探索山绿与民富共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通过试点，武夷山国家公园森林植被原真性、完整性得到加强，新发现雨神角蟾、福建天麻等物种，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森林覆盖率达96.72%，地表水、大气、森林土壤各项指标均达到国标I类标准。

　　兰思仁：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建、江西两省，是中国唯一既是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它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良好地孕育了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且被称为世界罕见的物种基因库。

　　截至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已查明的物种总数超过9000种，是中国东南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中国小区域单位面积上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其中，28种生物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濒危、渐危物种，13种生物列入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62种生物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81种生物列入世界贸易公约保护。

　　首先是基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生态地位。它几乎囊括中国带所有的原生性常绿阔叶林和原生性植被群落，可以更准确地研究评价生态系统在天然条件和人工条件下的演化方向、演化速率以及演化终极。这对人类研究合理的生态结构、积极保持生态平衡有着重大意义。

　　其次是基于国家公园建设指导思想具广泛推广价值。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第三是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经验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推动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不同产权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不同利益诉求社区居民协调、不同行政区划部门合力统筹方面形成了成功经验，对中国乃至全球同类国家公园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兰思仁：设立国家公园，首先是加强珍贵自然资源保护的迫切要求。国家公园保护的自然资源普遍具有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和地域广阔性，但要么位置偏远要么横跨地域，许多宝贵资源实际上处于无主状态，生态难以有效维护，迫切需要通过设立国家公园来提升管理效能。

　　其次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必然选择。过去，中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模式是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兼有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多种保护类型，普遍存在缺少系统科学设计、管理部门多、交叉重叠、职责不清等问题。建设国家公园就是要从国家层面理顺这些关系，对上述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

　　再次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生态保护，并在适度范围内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可以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民族特质以及现行制度，使得中国开展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鲜明特点。

　　一是资源禀赋不同。中国地域辽阔，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承载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灿烂的人类文明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基因，是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

　　二是指导思想不同。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基因，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土壤和生态智慧，又深刻回答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重大问题。

　　三是制度土壤不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决定了中国国家公园试点和建设在管理模式上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对国家公园可以实行中央直接管理、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管理、中央委托省级政府管理3种治理模式，这同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治理模式有较大不同。

　　四是重点任务不同。中国人多地少，没有像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那么大的荒野地和无人区，因此如何处理好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始终贯穿国家公园试点和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是重中之重的任务，这与西方国家公园相对单纯从事生态保护和公众教育也有着明显区别。

　　兰思仁：福建在推进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交流合作，将国家公园管理列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是倡导建立政府部门层面的官方交流，结合生物多样性大会等，定期开展高级别磋商，共同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公园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内的重要事项。

　　二是倡导举办“一带一路”国家公园博览会，鼓励各国国家公园作为主体参会，在这个平台上展示建设成效、交流工作经验，促进互学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倡导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下成立国家公园资讯技术联盟，开展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并遴选优秀专家成立相应资讯服务团队，为有需要的国家公园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完)

　　兰思仁，福建农林大学校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咨询专家、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农林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风景园林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风景园林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研究，兼任福建省科协、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森林风景资源评价委员会委员、中国林学会森林公园与森林旅游分会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长等社会职务。主持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部省级以上科研项目20多项，出版《国家森林公园理论与实践》等著作10多部。（中新社记者 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