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社会学八大关键词？？盘点_中外医疗版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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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产生以来，中国社会学一直强调经世致用，借鉴“科学之律令”，考察东方“民群之变端”，面向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故其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往往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其研究不仅是这一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也可能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农村治理）

社会分层与流动是最具社会学特色的研究传统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脉络最清晰、积累最丰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研究领域之一。社会不平等则通常被视为分层与流动的基础，其与分层流动领域的紧密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2015年的部分研究聚焦于这一领域，主题涉及农村家庭结构、城镇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离婚模式、再婚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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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学传统较为强调社会矛盾冲突的一面。秉承这一传统，同时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多发态势的关注，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聚焦于这类现象，所使用的概念包括：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纠纷、、等。

作为外来学术概念的治理（governance）引入中国已约二十年，社会学界也有不少研究在治理理论的框架下展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来，有关国家治理、治理、社会治理的研究成为社科界的新热点。

关键词之三：城镇化

关键词之二：参与

魏万青指出，不仅职业发展，家庭完整性因素对于农民工入户意愿也有显著影响，显示出农民工与市民均等化的必要性。

王天夫、王飞、唐有财等人的研究考察了土地集体化与农村家庭结构转型的关系，认为20世纪50-70年代的农村土地集体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家庭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改变了父权制度下的代际关系与结构，进而启动了家庭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

范剑勇等学者从土地供给角度对地方推动城镇化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认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可以用新增常住人口居住在价格低廉的非普通商品房为主的模式来解释，工业用地的扩张推动城市常住人口增长、房价上升，但降低了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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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

以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但这一进程仍远未完成。本届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赋予了城镇化更大的历史与价值。

唐俊超的定量分析显示，小升初阶段的教育不平等最为严重，随着入学阶段的提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的影响逐渐被学校等级所取代。

狄金华的研究通过分析由不同目标所诱致的逆向软预算约束行为，也展现了地方使项目运作部分失效的可能性。

2015年有数篇文章与这一主题相关。付伟、焦长权的文章分析了项目制背景下部乡镇的状态，之前的“悬浮型”正转变为“协调型”，项目制的运作结果正技术治理的。

马玉娜、顾佳峰的研究考察了因素对于中国县际公共养老福利资源配置的影响，发现家庭、经济、社会等制度性结构因素及空间结构因素均具有显著作用。

本文旨在概括2015年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关键词”，借以了解社会学界的关注热点和研究主题，并简单分析这些主题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为考察中国社会学之历史时代贡献提供参考。

理论方面，如《社会学研究》的时间社会学系列、《社会》的文化社会学系列等，都体现了社会学界的最新理论进展，有兴趣者自可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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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智雷的研究发现，重视子女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农村父母老年生活质量，而单纯子女数量的增长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只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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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15年的部分是社会学理论或方法技术方面的专门研究，其关键词没有专门列出。

（历史壁垒）

我们声明：

此外，鉴于农村土地产权对于治理而言的重要意义，有研究提出“混合地权”概念以加深对土地产权结构、关系和实施机制的理解，另有研究专门分析了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关联性问题。

史普原的研究细致探讨了项目制与科层制之间的三重张力，将其概括为“科层为体、项目为用”式的项目运作机制，并以一个中央项目的运作为例，分析了这些张力的表现及其后果。

概括而言，与参与有关的研究问题涉及社会矛盾倒逼发展的机制、效能感和参与对信任的影响、农民工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劳动治理中的象征性支配、立案过程中的纠纷机制、县级代表的履职积极性、虚拟社区是否增进社区在线参与等。

彭大松的研究显示，个人的再婚行为既受个人资源的影响，也受到家庭规模、亲属网络规模等家庭因素的影响。

治理的范畴极为广泛，但总体而言，社会学界2015年的有关研究更为具体，涉及治理指标的设计、信息治理、信任与满意度、支出及运作机制等。

关键词之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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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新、刘爱玉依据2010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城镇双职工家庭中，女性做家务的时间是男性的2.4倍，但也出现了约三分之一的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凸现出家务劳动的情感功能。

2015年的此类研究更多关注农村治理。陈家健、张琼文的文章通过对L县一个政策执行案例的分析，提出基层之所以出现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的政策执行波动，根源在于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的压力变化。

治理、参与、城镇化、不平等、历史、家庭、养老、社会组织等。

关键词之七：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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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养老方面的研究涉及养老资源配置、老年人健康公平、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老年人赡养模式等。

社会学历来将城镇化视为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变迁过程，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也一直重视城镇化问题研究，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城镇化道的思考与大量学者对于城乡流动和农民工问题的长期关注是这一领域中最为显著的贡献。

近几年，社会学多个领域对于研究的历史维度愈益重视，并且从了实践。2015年的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在历史视野下，不仅中外几千年的历史现象均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各种历史脉络的梳理打破古与今的壁垒，构建起历史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关联，从而得到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

就第二种脉络而言，松、张翼运用CSS2011的数据分析了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以及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发现“进城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文化生活、心理接纳及身份认同等方面。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目前影响最大的两本中文社会学专业期刊《社会学研究》、《社会》中的论文以及《中国社会科学》中的部分社会学论文为分析范围，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海涵。

此外，还有研究分析了小学入学年龄对青少年教育获得的影响、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中国大学生的互联网鸿沟等。

杨菊华的分析则发现，制度约束和结构使流动人口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

卜玉梅以一起社区集体为例，分析了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从线上走到线下的过程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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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重点介绍基层治理、项目制两个领域的研究，一方面是研究较多，另一方面是其较好体现了社会学的学术特色与研究传统。

张华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特别强调了行业协会作为依附工具的分析视角，由于国家的保留和市场的不完全，行业协会无法成为企业与之间的连接纽带。

其他

渠敬东的文章提出要返回历史视野，认为社会学既要对整个世界的经验与历史具有总体把握的能力，又要努力深入现实生活的完整经验世界之中，拥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才会成为一门全新的科学；进而分析了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认为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谢岳、党东升的文章提出可以将底层发起的草根动员作为国家治理的补充机制，通过给地方制造外部压力克服治理的地方主义难题。

社会组织的快速增长是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政策，作为“社会协同”的主体，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的作用愈益显著。

除了上述相关较多的关键词，值得提及的概念还有：市场、企业、共同体、社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大数据、网民、教、生活满意度等。这些概念或者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体现了其一脉相承的研究传统，或者是新兴社会现象的反映，体现了社会学面向现实的学科特性。

牛冬的研究将广州非洲人的称为“过客”，概括了这类的发育单层次、运作非正式、功能不完善、规模不稳定等特征。

陈锋的研究则深入乡域，对农村税费后围绕国家公共资源形成的分利秩序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现象展开分析，认为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

如果以1895年严复《原强》一文对斯宾塞社会学的引介为起点，2015年恰是社会学传入中国之120周年。从1979年算起，2015年则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第36个年头。

许琪、邱泽奇、李建新运用CFPS2010年的数据研究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及其变迁趋势，发现这一模式呈明显的倒U型曲线，且曲线峰值出现的时间逐步提前。

关键词之六：家庭

声明：

在性别收入不平等方面，贺光烨、吴晓刚探讨了市场化、社会经济发展这两个因素对中国城市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尽管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性别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市场化的主导作用仍使以来的性别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

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李培林、朱迪的文章通过分析2006-2013年的中囯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发现中等收入者的规模近年来在27%-28%左右摆动，而要到2020年初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需要积极采取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两番，并使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一番。

陈家建等研究者的文章分析了项目制背景下不同层级之间关系的变化，认为项目化运作不仅提供了从上至下的控制渠道，同时也经由权责关系的明晰化增生了由下至上的反控手段。

2015年与城镇化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恰好符合上述两种研究脉络，既有对中国城镇化模式的整体思考，也有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具体分析。

社会组织研究与社会治理、社会参与等领域都有交叉，同时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脉络。2015年，这一主题的研究既包括对其制度的总体分析，也包括过客、公益组织、社会服务组织等不同类型组织的个案研究。

许淇的分析则显示，农村主要是一种“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性别分工模式，而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都超过了儿子，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方式已发生明显变化。

在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历史性是不可或缺的维度之一。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差异却经常被简化为研究时限的区别：社会学研究当代现象，历史学则研究当代之前的现象。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最为关注的是以来的社会变迁，少有研究关注更长期的历史现象。

上海《探索与争鸣》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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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

以学术为底色以思想为旗帜

黄晓星、杨杰聚焦于Z市某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组织运作，分析社会服务传递过程中组织边界生产的策略，而这种边界与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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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的研究认为，对于丧服制度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作者提炼出丧服制度“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并与伦理思想相关联。

中国的老龄化现象已愈演愈烈，“未富先老”、“少子老龄化”等现象构成了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社会学界对于老龄化现象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

吴愈晓、王鹏、黄超探讨了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炼了家庭、体制与工作家庭冲突三个解释机制。

应星、刘云杉则对梁晨等提出的“无声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新中国成立50年来高等教育领域不存在简单的平等化趋势，需要具体分析。

（家庭）

城乡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传统研究领域，无论是对乡镇角色及其行为的认识，还是对城市社区秩序的分析，社会学界都有丰富的研究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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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之四：不平等

以上，敬请广大者互相转告周知。本刊联系电话：。

（互联网集体行动）

陈煜婷、张文宏则分析了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发现，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资本在市场化背景下作用的变化，两性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冯仕政的研究分析了“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形成演变的过程，提出这一过程是社会冲突与国家治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2015年社会学关键词

管兵针对行动的研究了一条超越传统制度外与制度内法律双重困境的行动径，而这有赖于独特的机会机构和制度内的自身特征。

叶晓阳、庆讨论了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分层的影响，发现这一轮扩张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而非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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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涉及中国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文化因素对中国10世纪以来人口流动的长期影响、晚清温州永嘉学派的保守主义实践、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新女性的困境、法国大前后—社会学说的转变、学徒制的现代化转型等各类主题。

李汪洋、谢宇的研究发现，1982-2010年中国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在持续上升，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则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

以来，在市场化与人口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城乡家庭的类型、结构、功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也在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较好地记录了这种时代变迁。

（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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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鹄分析了早期经典和宋儒的族观，认为古人关于族的种种制度安排基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

按照亨廷顿的界定，此类现象中与或政策有关的可统称为制度外参与，其之所以发生与选举投票等制度内参与无法满足需求有关。另一方面，参与问题也与治理息息相关，中央提出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早已包含“社会协同、参与”的内容，并“有序的参与”，维稳体制所面对的主要是制度外参与行为的挑战。

李荣荣以某公益组织的志愿项目为切入点，参照乡土社会的互惠原则，探讨了现代公益的相互性问题。

婷、黄洪分析了医疗保障制度对老年群体健康公平的影响，发现不同医保制度对于医疗服务利用水平的影响各异，而弱势老年人的健康结果公平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项目制”是最近几年形成的一个社会学研究主题，体现了学界对于国家治理实践的把握与学术化的努力。目前，这一概念已成为治理领域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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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之五：历史

周飞舟、王绍琛的研究属于第一种研究脉络，作者将成都市推动“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的城镇化模式放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与企业这三对彼此联系的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分析了、资本、农民在这一城镇化进程中的得失损益，指出当前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要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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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之八：社会组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加剧，差距拉大，民生压力沉重，社会学界对此高度关注，并形成了大批优秀的研究。2015年，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当代中国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等问题的分析，更多的研究则集中于不平等领域，主要包括收入、性别、教育不平等。

在教育不平等方面，侯利明将家庭的微观教育策略分为地位下降回避、学历下降回避两种，运用CGSS2006数据考察了两个策略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发现学历下降回避的影响更为显著与持续，父母的学历则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分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近日，本刊编辑部陆续接到或收到一些者的电话、邮件，询问、核实征用、录用事宜，甚至涉及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的情况。我们感谢作者对本刊的信任和爱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向学界与事实。

（养老）

黄荣贵、郑雯、桂勇通过对40个拆迁案例的比较，借助机会与框架策略的分析视角，发现中央干预和央媒支持性报道并存的“多渠道强干预”是成功的充分条件。

黄晓春的文章聚焦地方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模糊发包治理机制引发不同层级塑造出社会组织的制度，进而这种制度最终导致了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特征。

如果说维持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当前实现这一治理目标的关键问题正是如何将无序的制度外参与行为纳入有序参与的制渠道，无论这些制度是旧还是新。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2015年的此类研究概括为“治理”之后的第二个关键词：参与。

《探索与争鸣》社/邮编：200020